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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热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发地流露出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她1969年首次作为总理访问白宫时的情景。这次访问对她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梅厄八岁那年就作为一个贫穷的移民，从俄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她在美国成长，还在密尔瓦基教过书，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时为止。因此，在我们为她举行的国宴上，当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起以色列国歌、然后又奏起《星条旗》歌时，她不禁热泪盈眶。宴会后，我们特地为她安排了艾萨克·斯特思和伦纳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艺节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间，聚精会神地听着。演出结束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两位音乐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个插曲，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以色列面临失败威胁时，我命令“一切能够飞行”的运输工具都要全部应用起来，大规模地、紧急地向以色列空运供应物资。她后来写道：“这次空运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也清楚地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立常毫无疑问，它也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当我听到（运输）飞机正在利达降落的消息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她后来告诉我说：她认为，我的行动——包括空运以及当苏联威胁要派部队去这个地区时，美国宣布它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当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宣布时，我给梅厄夫人通了电话。当时，水门危机已成为整个美国的头条新闻。在通话结束时，她说：“请多多保重，好好休息。”这使我深受感动。
如果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坚强不屈是戈尔达·梅厄的特点，那么，慈母般的谆淳善诱则是她的另一特点。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戈尔达·谢拉努”即“我们的戈尔达”这样的爱称而闻名。她自由白在地、毫无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动。当她的内阁成员们围在她厨房的桌子旁边、或者在炉子附近来回走动时，她一边为他们烧汤和煮咖啡，一边和他们讨论着国家大事。她就是这样一位总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开外时，还无情地驱使自己干这干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问题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细小的琐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经亲自过目，她都不签署。她亲自去机场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经常是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得流下热泪。在赎罪日战争中和战后，她收到许多农民责备她的政府应该对他们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信件，这把她的身体摧垮了。每位战士阵亡，对她个人都是一次打击。当纳赛尔在西奈进行消耗战时，她下命令说，每当一个以色列士兵阵亡，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应该立即通知她。人们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她的指示，以至于有一次由于损失了二十五头羊，也把她唤醒了。
许多领导人是靠个人野心登上最高领导职位的。他们寻求权力，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手中有权。戈尔达·梅厄不是如此。
她毕生只是从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献身精神都倾注于其中，她1921年迁入以色列，是因为她决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她希望能够对人们有所帮助和裨益。她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时，已经年满七旬了。
当时，莱维·埃希柯由于心脏病淬然去世，工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即求助于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为只有她才能在不触发一场分裂性斗争的情况下继承埃希柯的职位。起初她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同意了。事后她写道：“我当总理，那是因为当总理就是那么回事，就象我的送奶人成为赫尔蒙山上一个据点的指挥官一样。我们两人对这种职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是，我们两人都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梅厄夫人认为，人们对她这样一个妇女担任高级公职一事过分注意了。对她来说，当女人就意味着多干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养育孩子的年月里，她既得忙于公务，又得操持家务。当我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独特的。她微微一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1971年，我和法国总统蓬皮社在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有一次，国务卿罗杰斯为了使谈话气氛轻松些，说，世界上两个最多事的地方——南亚和中东——恰巧都是妇女担任总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戈尔达·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说：“哦，真的吗？”
蓬皮杜这句话并没有蔑视之意，而是带着一种奇特的赞赏之情。当然，它的寓意是说，戈尔达·梅厄作为一位女总理，从其为人处事的方式上看，简直与男人没有什么区别。戈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处：她们在与异性进行谈判时，都过分坚持己见。不过，我与这两个人打交道时却发现，她们在谈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俩都具有女子的气质。英迪拉·甘地利用了这种气质；戈尔达·梅厄却没有。甘地夫人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对待，她自己却以男人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行事；戈尔达·梅厄则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男人来对待，而且象男人那样行事。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要求人们宽容她。她也不宽恕别人。
她衣着朴素，从不化装打扮。她把头发尽量拢到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承认，之所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喜欢那种样式。她在与我的夫人交谈时，总是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孩子及私事也明显地流露出诚挚的兴趣。但一般说来，她与人们打交道的作法是：在会议开始时，敷衍他说上几句“认识您”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单刀直入地谈论手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摄影记者卡嚓卡嚓照着相，我们象通常那样闲扯着。一当把记者们打发走，她就交叉着双腿，点上香烟，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浏览她为她的武装部队索取装备的清单。
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就不会宽恕对方，或把事情忘却，而是满腹怨恨。她一直没有宽恕戴高乐在1967年战争后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也一直没有宽恕进行过大屠杀的德国人、甚至他们战后的新领导人。对于那些使无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她也一直不予宽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怨恨他。
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
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他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
梅厄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系，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
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有时，她可以轻松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
在国际上，戈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
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
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戈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威尔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
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准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