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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赛尔来说，萨达特是一副解毒剂。他从前任的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在必要时，又能够修正前任的错误。现在，穆已拉克总统也有类似的机会，做萨达特做过的同样的事情。参加萨达特的葬礼后，我到其他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首都去旅行，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私人会晤。由于萨达特签订了戴维营协议，他们对他持批评态度，抱怨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予重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长期蒙受纳赛尔的干预之害，起初把萨达特看作一位盟友。后来，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他们又深感失望。当他们拒绝附合萨达特的和平战略时，他把他们称为“猴子和嘶嘶作响的蝮蛇”。这使他们极为愤慨。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萨达特的感情。埃及终于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领袖。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埃及人民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业所流的血更多。现在，萨达特有理由认为是采用一种新的做法的时候了。
萨达特是一位无畏的革新者。在中东，他采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骤。现在是他的继承者完成他开创的进程，并修补埃及与其保守的阿拉伯邻国的篱笆的时候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埃及在1981年就已准备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就象他们1969年所做的一样。这种转变虽然可能是在一种令人可怕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但由于萨达特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会接受这种概念的。
一位领导人的最伟大的贡献，常常在他去世之后才能显露出来。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后继者将会沿着他所奠定的基础向前迈进。
萨达特是被旧世界的势力杀害的。这种势力钻进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为他寻求和平而不是寻求圣战，所以他的行刺者说他抛弃了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东的许多邻国更为现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纳赛尔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电视的时候，他就通过流行歌曲来宣传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样，也有很多好斗的伊斯兰信徒。萨达特迈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时也是走近个人险境的一步。因为在他的敌人中，有许多人对和平毫无兴趣。中东的领导人在跨越新旧世界的前沿地区时，总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萨达特象伊朗国王和费萨尔一样，越过了这些疆界，最后也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萨达特去世前十四个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个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死于癌症：萨达特则死于行刺者的枪弹。但他们两人都是中东爆炸性紧张局势的牺牲品。伊朗国王是逃出他国家的流亡者，孤寂地死去了。在各国领导人中，萨达特是唯一有勇气给他以庇护的人。因此，巴列维总算在某种体面的、不失身份的情况下，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天。在伊朗国王当政时奉承过他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看到他既已倒台，却都避而远之。
我抵达开罗以后，在送葬曲奏起之前见到了萨达特。他伸出手向我走来，说：“您能来参加，实在太好了。”我对他说，在美国拒绝伊朗国玉居留之后，他竟能给他以庇护权，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对此表示怀疑，答：“嗯，勇气？不，支持一位朋友并不需要勇气。我不外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萨达特作为一个人和一位领导人所具有的品质。他既忠于有权势的朋友，也忠于那些软弱无权的朋友。送葬那天，我在亚历山大他的行宫中拜访他时，他也表现了同样的品质。
我们讨论了即将来临的美国大眩他知道我支持里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觉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对被他亲呢地称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这个人说过一句轻蔑的话。
伊朗国王对未来的理想，和纳赛尔的理想一样宏伟；他寄予于人民的希望，也象纳赛尔一样强烈。这两个人中，伊朗国王是一位比较好的国务活动家，·纳赛尔则是一位比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国王是中东最有才能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因为到了很晚的时候还低估他的敌人的力量，终于被他们坏倒了。由于二十世纪的人们迷恋于浪漫的革命，伊朗国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朋友——包括美国在内——在伊朗革命之后，又把他看作一个被遗弃的人，因此，他几乎受到了普遍的中伤。
追根溯源，伊朗的革命只不过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争夺权力的表现。在此之前，由于伊朗国王进行了自由改革，使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方面失去了权力。反叛者们由于高喊着“左”的词句，新闻界、特别是电视界就把他们浪漫化了：阿亚图拉则为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们布下了罗网。不久，伊朗国王终于失去西方对他的支持，最后失去了他的国家：伊朗则失去了它的自由、它的繁荣、以及在伊朗国王和他的父亲执政时所取得的进步。伊朗国王去世前夕，是一个潦倒的、痛苦的人一不仅为他本人而痛苦，而且为他的人民而痛苦。
1979年，当他居留于墨西哥、过着长期飘泊的流亡生活之时，我去拜访了他。我们已经是二十六年的朋友了。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三十四岁，他那文静、庄重的举止和好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虽已当朝为王，但来真正理政：政治权力操在极有才干的首相法索拉·萨赫第将军的手里——他的儿子阿第希尔是我任职期间的伊朗驻美大使。不过，当这位国王询问了一些探索性的、精辟的问题之后，我立即相信，他一旦开始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将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
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伊朗国王仍然保持着王室的尊严，但他那青年时代的热忱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极端的失意情绪。他的权力已被那个运动的领导人从他手中寺走了，他们立誓要把他所做的一切颠倒过来，把伊朗拉回到中世纪的黑暗中去。看来，阿亚图拉对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使伊朗国王本人深为痛苦。他是一位受到冤枉、误解和不正当对待的人。据了解，这一切象他肉体上的病痛一样，同时啮啃着他，把他毁灭了。据悉，大批曾与他共事过的人也惨遭同样的命运。
在最后的那次会晤中，尽管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深感痛楚，但他还是很和蔼、亲切。在招待我用午餐时，他自豪他说，桌上的沙拉是他的儿子礼萨王储亲手制作的。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们不仅谈到伊朗，还谈到了广泛的世界性问题，象通常一样，从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渊博的知识。
有的领导人需要权力，是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具有目标：有的领导人则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着。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要求是那样强烈，以至于渴望得到权力，以便实现它。
伊朗国王是为了他的国家而活着的。他把自己和他的国家视为一体——不仅是现代的伊朗，而且是泽克西斯、大流士和塞鲁士的古老的波斯这个一度包括世界许多地区的帝国。象这些古代的皇帝一样，他生活奢华，拥有帝国各种显赫的服饰。
但奢华并不是他紧紧抱住孔雀御座的原因。对他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孔雀御座代表着伊朗，代表着使伊朗人民过上较好的生活的希望。在他父亲所奠定的基础上，他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扫除文盲，解放妇女，推行农业革命及建立薪的工业等做法，使他的国家与中世纪决裂，脐身于现代世界之林。
那些抱怨他的秘密警察过多的人，忘记了他在彻底改造伊朗的过程中树立了多少敌人。毛拉们、因袭的商人们、占有土地的贵族们、顽固的官僚们，贵族出身的社会名流们及共产党人，都鄙视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死敌中还包括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他派到国外去学习的。这些人回国以后，要求实行的改革比伊朗国王愿意实行的改革更多、更急迫。被他解放的妇女们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他。这些不耐烦的伊朗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拉们发动政变的弹药。他们廖集在“伊朗革命”后面，以为自己正在推动伊朗国王以更快的速度开展现代化和自由化的运动。殊不知正好相反，他们帮了那些怀有野心的教士们的忙，使这个运动走向了反面。
为了免于树敌，伊朗国王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干。他可以继续管辖一个穷困、落后的波斯，依靠王室财产的收入，过着优越的生活，并在损害无权者的情况下，与权贵们建立一种相安无事的关系。但是，伊朗国王宁愿有所作为，而不愿无所事事。正如他在墨西哥时对我说的，他可能是做得过分了。他要把伊朗变成一个人民受过教育、农民占有土地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大国。许多见过伊朗国王显赫地坐在珠宝宝座上的照片的西方人，如果了解情况，当会大吃一惊：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穿着工作服，在他那相当简朴的办公室中批阅文件。他在迎接来访者时，也是站起来的，并和他们握手。他不太相信顾问们，并拒绝授予他们大多的权力，宁愿自己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竭尽全力工作。
、他的头脑中装满了伊朗经济发展的最微小的细节。在他的领导下，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引人注目地增长着。
到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人有了自己的住家。
在美国的帮助下，伊朗国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和从地中海到阿富汗的一支稳定力量。七十年代后期，当他在国内的困难逐步增加时，美国对他的支持转趋暧昧了。许多人把他对美国的依赖看成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其实，这些批评者把是非颠倒了。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持，当代较小的国家很少能够挤进世界的前列。美日安全协定就是这种联盟的榜样。在伊朗问题上，致命的弱点是美国的软弱，在战后的岁月中，如果美国对日本刚一冒头的动乱犹豫不决的话，那么，其后果将与伊朗相似，同样是灾难性的。在伊朗，当一位朋友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却撒手不管了。
对一位领导人匆忙作出的结论，常常会被现实向历史这个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所推翻。有的人在离开舞台之后，其形象逐渐缩小了，有的人却逐渐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时被封为圣徒，但他们的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明显。智利的阿连德、埃及的纳赛尔和中国的毛泽东就是例证。伊朗国王则是在一片争论声中去世的。但我确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将属于那些形象会变得越来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员。
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君主们会面临着一个异常困难的平衡问题，因为他试图改变的习俗，也正是支撑着他的、使他有权统治的那些传统。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体察人民的脉搏；他的改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在实行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丧失东西最多的人真的起来反对他的话，那他就必须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权力。一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