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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成功的领导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这是关于领导因素中最明显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求不同的品质，但才智出众，敢作敢为、勤于职守、判断敏锐、献身伟大事业的精神以及某种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质。在历次政党竞选活动中，我经常说，我们必须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斗争上”都能压倒反对派。伟大的领导人要有洞察力、深谋远虑、并愿去进行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冒险，当然他也需要好运气。首要的是他必须果断、必须精细地、冷静地分析他的机会，然后断然采取行动，决不能象哈姆莱特那样沉思而无决断，因“思虑憔悴而无所事事”。他渴望行动，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荒诞的说法：一个人只要称职，他就一定会而且应该官运亨通。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强上阵的候选人”，这种不真实的说法多半是在知识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种手法。如果你能给我找出一个勉强上阵的候选人，那我准能给你找出一个失败的候选人。一个不情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不可能承受选举运动所要求的那种紧张，他也不可能承担领导人应有的牺牲：无情的人身攻击、使人精疲力尽的节目安排、不公正的恶意的批评、难以忍受的讽刺漫画。除非一个人准备忍受这一切，并仍然热情不减地从事竟选，否则，即使选举获胜，他也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去克尽职守。
有一种必须具备的条件，人们往往忽略它。它使许多本来很有才华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没有获得最高职位。温斯顿·邱吉尔在描绘十九世纪英国一位有可能成为伟大领袖的人时，写道：“他绝不摧眉折腰，决不祈求什么”。在美国，托马斯·伊·杜威和罗伯特·阿·塔夫脱，也许由于缺少这种品质，致使他们没能当上总统。1952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政治性宴会上，我坐在杜威旁边，突然，一个有点醉意的客人拍着他的后背，以一种在杜威看来是过分亲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边并问我：“那头蠢驴是谁？”此人正是纽约州北部地区好几份较重要的小报的报主。1952年在新汉普夏的初选中，一个小姑娘向塔夫脱要求亲笔签名。塔夫脱拒绝了，态度生硬地解释说，他很乐意与人们握手，但如果他把时间都花在满足人们的签名要求上，那他永远也完不成竞选运动。不幸的是，这个插曲被电视台拍到了，并在美国千家万户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尽管塔夫脱的逻辑是那样的无懈可击，但这个插曲在政治上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领导人因为繁忙，因为自命不凡，由于对别人的打扰和分心恼火，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这就可能会使他对他认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会在三方面引起麻烦。第一，领导人要有追随者，他需要的追随者中，其中许多人的思想，他认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认为的蠢人、不愿理睬的人，并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领导人也可以向他学习。领导和人民之间，要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如果领导人对人民流露出蔑视，就可能切断这种纽带。然而，必须时刻牢记：领导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不应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出现，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就会显得做作，不仅虚假而且有失尊严。
人们可能喜欢邻居家的男孩，但那并不意味着要选他当总统或国会议员。成功的领导人不应以话语来鄙薄人民，应当尊重他们，千万不能傲慢。他一定要愿意，并能够“容忍蠢人”，对那些他要寻求支持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使人们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们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唤起对他的信仰。这种作法不仅是正当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辈，他就不会成为领袖——而且在民主社会中，造成领导的这种神秘性是必要的。
领导人不仅要学会如何讲话，而且要懂得什么时候缄默不语。卡莱尔曾经说过：“缄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乐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缄默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也只有当我们倾听而不是在讲话时，才能学到东西。
我多次见过乍到华盛顿的政界新人，他们那种表面上善于词令、即兴长篇大论的能力，曾使新闻界及他们的同僚眼花镣乱。但不久，这种新鲜劲就消失了。他们发现人们不是从他们如何演讲，而是从他们讲什么来衡量他们。他们由于不是法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人而被摈弃。最能言善辩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肤浅的人。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在做抉择时，一条可靠的法则是：遇事少言多思。
邱吉尔在论及罗斯伯里勋爵时写道：“不管别人对民主政治的见解如何，对民主政治的粗糙的、散乱的基本原则有实际体验总是好的。要培养一位政客，最必不可少的是参加选举斗争。”
邱吉尔了解胜利或失败以及在荆棘丛生的政治生涯中遭到粗暴对待是什么滋味。他对投入选举运动的教育意义的估价是正确的。选举是“粗糙的和散乱的”，但选举对民主制度、对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说，都是必要的。民主政治是各种集团、各种力量以及各种利益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妥协过程。领导人应该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这种陈词滥调是贬低民主制度，是对选民的蔑视。那些高高在上的，对政治进程散布不满的权威们，从本质上讲，是真正的独裁主义者。
领导人应该走在人民的前头。在国家向何处去，为什么朝那里走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步骤达到目的等问题上，他应比人民有更明确的见解。但他必须带领人民同自己一道前进。只是发号施令，但回头瞧瞧，无人跟随，毫无意义。他必须做说服工作，让人民赞同他提出的见解。在这一过程中——在胜利之前的追求中——他可了解到许多人们关注和有保留的事，人们期望和担心的事，所有这一切，作为一位领导人都是必须应付处理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会对将来不得不作出的各种妥协，得出更完善的结论。
那个高唱“坚持原则”谴责妥协的权威，实际上是要求领导人采取自我毁灭的政策。很少有领导人愿意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那位权威没有看到，领导人往往不得不作出妥协，从而为明天的斗争保存自己。什么时候进行妥协，这是一项分清轻重缓急的工作。坐在扶手椅中的战略家，他们不考虑其他战事，气喘吁吁地断言：这位领导人必须参加并赢得这次战斗，必须去作战。这谈何容易。常有这样的时刻，一位承担责任的人可能会得出结论，如果他要赢得整个战争，那么某一次特定的战斗的代价是否大大了。他必须作出抉择：要打哪些战役，不准备打哪些战役，以便为未来更重要的战役，节省力量。
“民意测验”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政客太多了。迷信民意测验的候选人可能会当选，但他不会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甚至称不上好的领导人。民意测验对摸清那些地区需要做特殊说服工作，可能是有益的。但是，谁要按民意测验来确定方针路线，那他就是忘记了作为一位领导人的作用。领导人的任务并不是听从民意测验，而是让民意测验服从自己。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战斗，什么时候应当退却，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什么时候必须大胆讲话，什么时候需要缄默不语。
他必须高瞻远瞩，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有一个目标和信念。
他必须胸怀全局——看到这项决定与其他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必须走在前头，但不可走得大远，以至失去自己的拥护者。
在进行竞选活动的“激烈而又紊乱的”过程中，他有机会来推动自己的拥护者前进，估量能把他们带得多远。如果伊朗国王过去必须参加竞选的话，那他可能不会失去他的国家。
一位将军要有部队，但也要有一个指挥机构。一位政治领导人要有拥护者，但也要有一个组织。
对许多领导人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事情是授权问题。艾森豪威尔曾以一种简略的形式对我说过，作为一个最高长官他必须克服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学会签署一份拙劣的信件，也就是说，在一份为他起草的信件上签名，即使他很清楚，如果他亲自起草这个信件，会写得更好些。
领导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那他将遭到失败。在需要他做抉择的最重要的事情中，包括决定哪些事亲自料理、哪些事交他人去做，在这些人中，他还要选出自己愿意授权的人。领导人一定要善于挑选能干的人，摈弃那些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的怠工者。格莱斯顿曾说过，当总理首要的条件是当一名屠夫。激发人们的热情可能是一位领导人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但也是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下级人员中，出现受贿或不忠诚的情况，不难对付，但在那些工作人员忠诚、有献身精神却不称职的地方——旁边又有更适合的人——做激发工作就比较棘手。这也是领导者需要勇气把公共责任置于个人感情之上的时候。但这样做要有限度。忠诚是相互的，如果象大开旋转门那样人来人往，要保留一支忠于职守的队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必须搞平衡。但在搞平衡时，要防止惯性，从而使平衡变得容易些而不是改变平衡。他必须是一个屠夫，既要使他的委任授权圆满完成，又要保证他能放手作这项工作。他只有有限的时间来行使权力，必须最充分地利用它。如果他自己不是出色的屠夫，那他就要另物色一个。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有一次竟哭着对我说：“我过去仅仅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个不太称职、无一技之长的下手。艾森豪威尔总要有一个不太称职的、无一技之长的下手”。在我的政府中，鲍勃·霍尔德曼以残酷无情而闻名，原因之一是他为我执行了许多屠夫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我不能亲自完成的。
尤其是在涉及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时候，由于其他的原因，屠夫的职能是极其重要的。我发现，一般他说，在官僚机构中，很少人的动力是出于对领导人的忠心，有些人的动力来自忠于对领导人所代表的事业。但大多数人，首先是被自身利益所推动，有的想高升争先恐后一级一级地向上爬；有的谋求保障，保住他现有的工作。一个机构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亭是它提供了过多的安全保障。人们逐渐松松垮垮，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为了保持士气，需要有各种切实的刺激。很明显，偶而刺激一下，会使部队振作，会为每个机构提供一剂它所需要的兴奋剂。
归根结蒂，委任授权决不能代替领导人对问题的透彻思考和对重大问题亲自作出决定。他可以而且必须把做事的责任授权别人，但决不能把作决定的职责委托别人。这是人们选出他并要他亲自做的事。如果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替他思考，那他就成为一个追随者，而不是一个领导人。
在物色人马时，保守主义的领导人比自由主义的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更严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