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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也象麦克阿瑟、邱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世界伟人一样，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实际的高大得多，而又距离我那么远。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低级海军军官，坐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读着有关“战斗着的法国人”的这个任性的领导人的简略新闻报道时，我从未想象过十六年后我会在华盛顿欢迎他，更没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后，他和我会作为法国和美国总统在巴黎并坐一起。
当我在1960年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时，他的外貌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个高个子——六英尺四英寸，是法国军队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将军——但是他那军人的姿态使得他的身高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后来，我才注意到他略有点驼背。
在他访美期间，我注意到，就他个子来说，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从不显得迟钝或笨手笨脚——无论是在手势上思潮，德国奥斯特瓦尔德首先提出。认为一切事物都归结为，或者走路时，还是在使用银餐具时。他具有宁静的、给人以印象深刻的举止，并伴随着某种旧时显贵的风度。
1960年我见到的戴高乐，与记者们和外交官员所描绘的傲慢的、盛气凌人的性格相去甚远。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有点难以描述的羞涩。他不热情，但也不是一个严厉的人。我愿说，他几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领导人一样，文雅的举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他们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们称作文雅人那将是一个错误。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于行使权力的。一个领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残忍的地步。如果因为工作棘手而过于烦燥，如果他过分地被柔情束缚住的话，那么该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随着这些年我对戴高乐的加深了解，对他作为领袖或他个人，我都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对对方有同样的感觉。1967年，我的朋友维蒙·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在为波伦大使举行的告别午餐后改称白鹿洞书院，渐为兴盛。南宋朱熹曾为之修茸，广招学，召见了沃尔特斯，问他最近是否见到过我。沃尔特斯回答说见过。他便以强调的口气说他相信我是会当选总统的，又补充道，他和我“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一个他经常用来描述他失去权力的那些岁月的词。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沃尔特斯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个预言：“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
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法国引向前进，又引向倒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国历史的延续和法国的过去。从他的名字本身——夏尔·戴高乐能听到夏尔马涅和高卢中的回响——伟大、光荣、崇高——法文grandeur一词，用在戴高乐的文章或讲话里的时候，有时译者就用这几个意思去表达，在他看来，这个词对于一个国家，特别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乐说成是历史人物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决心那样干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于使历史按他想象的格局来形成。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艺术；它是有志者的艺术。”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国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虽然这些“高峰”只是隐约可见或朦胧难辨的。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事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他曾经说过：“法国只有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时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成为机械唯物论的最完善的形式。肯，才能显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化身，他的责任是奋发法兰西精神。
作为一个人，戴高乐是有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在充当领导人必备的条件和如何发挥非凡的洞察力的领导艺术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析问题的说服力方面或写出那样透彻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与他比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后，使笼罩自己的迷雾并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也总是能把这层神秘的迷雾紧密地围裹着自己。他是一个幻想大师。象熟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多数伟大领导人身上是罕见的——揭穿戴高乐的神秘，其关键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可以在他的表达非凡的文学作品中和有创见的回忆录中找到，也可以从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后又接着掌权的很久以前，就写了一本实际上相当于领导指南的小册子——《剑刃》，原先是作为法国军事学院的讲义而写的，以后于1932年正式出版。一直到戴高乐去世后我才发现这本书。但是在我读了之后，发觉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思议的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联系，，它就是以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来描绘特点和方法。这些特点和方法在我以后认识的戴高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很清楚，当时机会终于来到，由他来细致地塑造这个号召和领导全国的半神秘的“戴高乐将军”时，他遵循着他在这本书中写下的规定。这本书是在他还是个四十一岁的陆军军官，在军界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时候出版的。
《剑刃》不仅对于仔细考查戴高乐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而且对于了解他，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纲要。
在的《剑刃》中，戴高乐提出了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品质：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他需要智慧和直觉；为了说服别人遵循他的路线，还需要有权威。
因为政治学家生活在学术界，难免要强调领袖人物的知识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戴高乐指出，领袖们自己都了解直觉的关键性意义。亚历山大把直觉称之为“希望”，凯撒称之为“时运”体西用之说。传播颇广。后收入《张文襄公文集》。，拿破仑称之为“星宿”。当我们谈到一个领袖具有“想象力”或“现实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他直觉地知道事物是如何发展的。戴高乐写道，直觉能使领袖“看事物入木三分”。
正如他指出的，“我们的智慧可以向我们提供事物的理论性的、一般抽象的知识，但是只有直觉才能给我们对事物以实际的、具体的感触。”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复杂的情况，抓住了本质。然后理智才能把从客观得来的所谓“原材料”进行阐述、塑造和提炼。
他争辩说，只有当一位领袖在理智与直觉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可能具有先见之明的特点。
预见，就是知道向什么方向引导，是伟大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核心。领袖这个词就蕴藏着有充当向导能力的含义，在拟定通向未来的航程时，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况。我在1969年访问法国时参见“‘真正的’社会主义”。，戴高乐对我说：“我要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大多数领导人被纠缠于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结果就见不到长远的前景，然而戴高乐并不是为“瞬间”而活着，他是利用“瞬间”的人。
在戴高乐出名之前很久，他就显示出一种超过同时代人观察事物的天才。实际上，在反对马其诺防线的争论中，在作出反对向希特勒投降的决定时，在反对草率地拼凑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时，他基本上都是孤立无援的。然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事实证明他都是正确的。
1934年，戴高乐在一本名为《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概述了他关于现代化战争性质的理论。他争辩说，由于技术革命：内燃机的发明，那种事先精心策划好的战略已经过时。他写道：“机器掌握了我们的命运。”各种机器改变着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不能例外。
他建议组织一支由十万精锐部队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将包括六个全部机械化的师。他又强调说，机动性和攻击性的打击力量在下一次战争中将取胜，正象数量上占优势和防卫火力上优势在上次战争中取胜一样。
戴高乐的思想在法国不受欢迎。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把这本书斥之为“打趣话”。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称之为“一种恶意的批评”。
《未来的军队》的销售量不到一千五百本。然而其中的两百本流入了德国，在那里人们仔细地阅读着这本书。1934年，法国新闻记者菲利普·巴尔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休亨林将军——德军摩托化部队司令。在交换对于机械化战争的看法时，休亨林问巴尔：“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巴尔从未听说过戴高乐，所以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的建议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法国人却没有。戴高乐在德国人入侵前四个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大声疾呼，不管法国政府把马其诺防线加强得如何好，敌人可以摧毁它或绕过它。他警告说，如果突破一个缺口，那么整个马其诺防线就会崩溃，汽车到巴黎只有六个小时的路程。正如他在《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所说的：“在上一世纪，每一次巴黎被侵占，法国的抵抗力量在一个小时内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个时刻又到来了，戴高乐的预言成了现实。
尽管法国抵抗力量在德国人面前瓦解了，戴高乐看到：战争并未结束，而只是真正的开始。那时看到这点的法国人并不多。他飞到英国，决定继续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愿抵抗。他坚持说：“法国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在他第一次从伦敦发出的广播呼吁中，戴高乐宣布法国不是孤立的，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战之火。
他说，法国的殖民地在英国海上优势和美国军火生产上的巨大潜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能最终取得胜利。那种先见之明使得戴高乐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个极为黑暗的年代里，成为法兰西灵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战后，戴高乐对法国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变”这块巨石上碰得粉碎。尽管法国人把戴高乐拥为救世主，但是对他建议的各种宪法修改方案却置之不理，因而使战前的政治家和各政党能迫使他下台。
戴高乐反对恢复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