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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上，中方计划投入375万美元，并在国内修建14个机场。随之而来，双方的分歧也就产生了。谁来承担这些机场的维修任务，是航空公司还是两国政府？另外，双方还就公司的利润税收问题展开了争论。刘亚楼指出，中国的航空公司不止一家，如果新成立的中苏合营公司比其他公司纳税偏低，那么，中国的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就会因为这一让步而大为不满。因此，刘亚楼建议，按公司流动资产而不是按利润纳税，这样会更好一些。但是，葛罗米柯表示反对。他说，国际上通常是名义上高征税，实际上只收15％至20％的税。于是，苏方建议按最高限额20％征税。
2月11日，双方对协定文本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两天之后，中方因故提出，在2月14日签字仍有困难，建议延期。
中方推迟签字的原因是考虑到协定中的有关规定涉及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问题。有鉴于此，刘亚楼要求把协定中的中国城市名称全都按照中文的称呼来写。在刘亚楼的坚持下，苏方最终同意用沈阳代替“Mukden”，用伊宁代替“Kulja”，用乌鲁木齐代替“ummchi”。另外，刘亚楼还坚持要求在中文文本中，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应注明旧称。刘亚楼还告诉葛罗米柯，他已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将于最近几天在莫斯科签署该协定，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的一两天内就发表“协定或关于协定的公报”。①
2月19日，周恩来致电王稼祥、伍修权等，同意民航协定签字，然后送北京批准。可是，直到2月21日，中方仍未提交协定文本，但中方表示尽快签字。于是，苏方又建议3月21日为签字日期。到了3月18日，眼看签字日期就要临近，中方谈判代表仍然没有将最后文本提交给苏方。莫斯科开始抱怨，这样拖下去会影响苏联1950年年度计划的完成。
在苏方的一再催促下，3月27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规定双方经营的民航线路有三条，即：北京至赤塔，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阿拉木图。公司利润分成及领导职务分配与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规定相同，即：公司的一切开支及所得利润，由双方平分。公司领导职务，由双方之代表轮流担任。公司成立的最初两年，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中方出任，副主任由苏方出任。公司总经理由苏联人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人担任。上述职务每隔两年轮换一次。协定有效期限为10年。
有关公报发布的时间问题，葛罗米柯建议推迟几天，但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说明。这样一来，尽管3月27日签订了包括民航公司协定在内的三个协定，但有关该公司协定的公报却晚于新疆两个协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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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归还中苏合资公司（2）
4月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苏签订《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的公报。该公报称，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其目的在于“协助中国本国航空事业之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之经济合作”。
这四个中苏合股公司，即：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前两个在新疆，后两个在大连。应当承认，这几个公司的创办，对中国开发矿产资源、发展冶金、民航和造船事业，以及传授苏联的先进技术和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可否认，它们对苏方也是有利的，使苏联在西方国家封锁的情况下得到了从国际市场上难以买到的各种稀有金属和战略物资。
但是，由于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外合办企业不太理解，总觉得有损于国家主权，加之在合办过程中，苏方确实存在着不尊重中国主权的行为，甚至想把合股公司办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以外的经济实体。所以，中方后来缺乏将这几个合资公司继续办下去的热情，希望莫斯科尽快归还中国。但又考虑到这样做会影响两国的正常关系，所以一直难以启口。
好在与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的这一行为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所以，他上台后主动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将四个公司还给中国。
经过几天的谈判，中苏于1954年10月12日发表了《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公报声称：这四个公司的创办，正值“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时期”，因此，“各股份公司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事业中，已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经济以后，正在顺利地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的经济部门已经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并且能够自己管理属于各股份公司的业务。于是，中苏就各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全部移交给中国达成了协议。苏方所占的股份，“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之内偿还。”
对于赫鲁晓夫的表现，毛泽东当然很满意。两年之后，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大批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虽然责怪赫鲁晓夫不该这样对待斯大林，但他对赫鲁晓夫还是表示了好感。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他把新疆的几个合资公司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他”。
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1）
4。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赫鲁晓夫表现得并不爽快
第一次来华的赫鲁晓夫表现得如此慷慨，而中国人对他也是热情有加。9月30日，在首都各界举行的庆祝建国五周年大会上，当赫鲁晓夫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接着是一阵热烈的鼓掌。赫鲁晓夫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在友好的中国人面前，他表示，到 1959年底，苏联政府将参加中国141项大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工作。他甚至慷慨激昂地说：“帮助我们的朋友和兄弟——中国人民来加强他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自己应尽的兄弟的责任。”赫鲁晓夫讲完后，全场再次起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以“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代表致敬”。
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援建项目。赫鲁晓夫上任后答应新增加15个援建项目，使“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对中国援建的项目扩大到156个。这新增的15个项目，从选址、设计、搜集设计基础资料，供应设备、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供应新技术，一直到新产品的制造等，都由苏方负责。10月12日，双方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这次访华还推动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打下来，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这是一笔惊人的开支。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从苏联进口大量机器设备。结果，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基本上用完。在此情况下，赫鲁晓夫许诺再次向中国提供一笔长期贷款，用于支付中国购买苏联机器设备的费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上述姿态，中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苏联对中国“无私”的援助。《人民日报》于10月2日发表社论，称赞苏联对于中国“给予了慷慨无私的帮助”。社论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即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中国，使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得到充裕的资金，并且派遣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这样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是历史上的创举。”
10月13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苏联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可靠和最忠实的朋友。苏联对中国的伟大的、全面的和技术精湛的兄弟援助，是真正友好的和真正建设性的。它向全世界显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互相帮助和促进共同进步和繁荣的真诚愿望。”
可是，赫鲁晓夫并不这么认为。当中方一再向莫斯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时，赫鲁晓夫却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①
在双方谈判修建中国到阿拉木图的铁路时，赫鲁晓夫就显得并不那么无私了。关于这条铁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曾提出过，希望同苏联合作，修建从兰州经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但斯大林没有同意，只答应修建从中国的集宁经蒙古的乌兰巴托通往苏联的铁路。后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时再次提到这两条铁路的问题。当时周恩来曾希望苏联首先帮助修建中蒙铁路，而不是新疆铁路。此次赫鲁晓夫访华，中方又提出修建新疆铁路的要求。尽管在一番讨价还价以后，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但赫鲁晓夫表现得并不爽快。
他后来回忆说，在中国人看来，通过乌兰巴托连接苏联和中国的那条铁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不能理解，既然这条铁路对我们非常有用，为什么对他们就没有好处。”以前，苏联需要通过远东运输货物，有了乌兰巴托这条铁路后，路程将大为缩短，而且把莫斯科同北京直接连接起来了。“然而，中国人说，他们想要的是另一条铁路，它在阿拉木图附近跨过两国边界，然后穿过中国矿藏丰富的地区。”赫鲁晓夫表示，如果中国境内的铁路由中方负责修建，那么，苏方愿意承建苏联境内的这段铁路。这段铁路较短，自然条件也好。而且，苏联的工人在训练和设备使用方面也比中国工人强，因此，对苏方来说，完成这段铁路根本不费什么事。所以，莫斯科当然乐意修建本国的这段铁路。然而，“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修建他们那一段是件棘手的事——他们根本就干不了！”于是，周恩来就来找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中方希望苏联政府承建中国境内的铁路。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中国人向苏方提出的“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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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2）
对于周恩来的请求，赫鲁晓夫毫无思想准备。“我们肯定这是一笔相当昂贵的人情。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要架很多桥，凿很多洞——这一切都是要花很多钱的。”中方提出的问题，无疑使赫鲁晓夫感到为难，因为“拒绝朋友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赫鲁晓夫告诉周恩来：“非常遗憾，周同志，我们实在不能承建你们国内的那一段铁路。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太多了，实在承担不起这个任务。”
这件事虽然就此作罢，但是，赫鲁晓夫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拒绝中国的要求这一决定，就像在双方关系的天平上又加上了一块石头，使天平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友好的一侧倾斜。”他承认，“金钱不应该妨碍友谊——但友谊是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