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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上台之后，在慕尼黑政变的那个日子，每年都举行庆祝活动。
1935年11月8日希特勒从柏林乘车前往慕尼黑，去庆祝这一天。
像平时一样，他在摄政王广场16号他的住处下车。来到屋前，他身着便装，将脸上的绒帽拉得很低，离开了车子。他从安装在仪表板上的一只盒子里拿出那几年里他一直随身携带的狗鞭。房屋入口处围着一群人。一个憔悴的女人，显然是一位工人的妻子，从第一排冲出来，想接近希特勒。也已经下了车的希特勒的党卫队保镖拦住了她。可她还能喊叫：“元首，您行行好吧！我无辜的丈夫已经在集中营里被关两年了！”听到那个女人的喊叫后，希特勒加快脚步，消失在了入口后面。走上台阶时，他挥着鞭子，冲他的保镖喊道：“别让我再碰上这种事！不然就将你们自己关进集中营！”
在房子里，希特勒受到了他的慕尼黑女管家温特尔夫人的欢迎。这地方有它的秘密。15个房间里有一间自1932年以来就一直锁着。房间里放着被虫子蛀坏了的软垫家具，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室内霉味呛鼻。1932年以前希特勒年轻的侄女妮基就住在这里，她是他的情妇。叔叔和侄女的这段恋情以姑娘自杀告终。妮基死去后几年——在他认识爱娃·勃劳恩之前——希特勒每年都在她的忌日用一把他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这个房间，在里面呆上好几个小时。妮基为何轻生，这一直是个秘密。为了隐瞒妮基的自杀，希特勒的人马散布说，她是在擦拭他的手枪时走火了。
11月8日晚，希特勒身穿纳粹党褐色衬衫，胸佩“血勋章”来到前政变分子们聚集的市民啤酒馆。“血勋章”是希特勒上台后制做的。它被授予参加过政变的那些人。“老战士”*克里斯蒂安·韦伯代表在场众人在啤酒馆门口迎接希特勒。这位全慕尼黑都痛恨的纳粹分子时为巴伐利亚州的政府成员，他拥有马匹、赛马饲养场和赛马场、公交车和加油站。大家热情地款待希特勒。他们按照古老的德意志传统，举起啤酒罐，纪念阵亡的政变者。
希特勒发表演讲。他在老党员中间丝毫不做作。他大吼大叫，拿拳头擂桌子。他的脸扭歪了，头疯狂地来回转动，头发深深地遮在额头上。他的演讲听起来同他还是个自吹自擂的家伙和政治冒险家时一样。希特勒的演讲正符合聚会者的胃口。那些人有着阴暗的过去，曾经拥有财富和权力，过着肆无忌惮、荒淫无耻的生活。
在1923年11月纪念被杀死的政变分子时，希特勒声调迷人地声称，他有权在“人民战争的祭坛上”祭祀流血牺牲的烈士。他宣讲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复活，讲德意志人种的纯洁，讲那些富有的农民，德意志血液的承载者，讲他的消灭民主思想的坚定信心，讲被关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们。
希特勒歇斯底里地以一声“祝您幸福！”的高喊结束他的演讲，离开那群胸佩“血勋章”的“老战士”。他脸色通红，大汗淋漓。他彻底沙哑了，几乎发不出声来了。他颤抖着手拉正腰带，褐色衬衫粘在背上。林格帮他穿上皮大衣，扶他上车。希特勒一坐进预热了的汽车，就拿被子裹住双腿，大衣钮扣一直系到下巴，高竖起衣领，尽快赶回住处。在那里，工作人员会用热水澡和麻醉剂让虚脱的希特勒重新恢复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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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档案》2（4）
次日，11月9日，12年前诞生于慕尼黑啤酒馆里的国家社会党神话达到了巅峰。在沉闷的鼓声和礼炮声中，“啤酒馆政变”的老成员们高举旗帜大步穿过慕尼黑的街道。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弗兰肯省党部头目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他曾多次因强奸罪被判刑。走在第一排的是身穿褐色衬衫的希特勒、戈林、罗森堡和希姆莱，他们全都佩戴着“血勋章”。只缺“老战士”罗姆。他在政变分子中的位置现由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接替。这一年，参与暴乱的15名毙命者的棺材被装在活动炮架上从公墓迁进了按希特勒的指示在国王广场上修建的“纪念堂”里。
赤褐色的三角旗装饰着慕尼黑城，它象征着流淌的鲜血，上有三个金色的卢尼文字母，是纪念古日耳曼神沃坦的。从许多盛有油、放在吊架上的烛台里升起的火焰象征着日耳曼教士的祭火，根据北欧传说，英雄们从这祭火里升向瓦尔哈拉——古日瓦曼人的乐土。
国家社会党就这样让一个消逝于数千年前的崇拜神话重新复活了——而且是在极其虔诚地笃信天主教的慕尼黑。
《希特勒档案》3（1）
1936年2月底，希特勒在总理府里多次同赫斯，戈培尔，戈林，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开会讨论，1938年里宾特洛甫接替了诺伊拉特。讨论内容为恢复莱茵兰的军事化。
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指出，这是一桩冒险的行动。在这个时候，如果西方列强做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应，德国没有足够的军队。
布洛姆贝格送呈的德国总参谋部的备忘录包括下列思考：在法国人眼里，洛迦诺公约里规定的莱茵兰条款是保证法国安全的一个必要前提。另外，自黎塞留以来，一个中立的莱茵河左岸地带就是法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目的是保证其在中欧的统治地位。
因此，莱茵兰的恢复军事化将重重地打击法国政治的两个重点：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增强的安全和在中欧的军事统治地位。
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和西方列强、洛迦诺公约的伙伴们的力量对比绝对不利于德国。它认为，仅法国军队就明显超过了德国当时拥有的武装力量。
相反，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强调，外交政策的形势有利于在莱茵兰恢复军事化，他对希特勒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希特勒十分气恼布洛姆贝格和总参谋部的表现，嚷道：“这种状态太不正常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必须是好战的一方！”
希特勒决定在莱茵兰实行军事化，他依据的是下列前提条件：
——如果不能肯定会得到英国的支持，法国不会采取关键性措施；
——英国不会同德国发生武装冲突，因为莱茵兰问题涉及到的主要是法国的利益；
——英国甚至会支持和平处理莱茵兰问题，因为同德国的纠纷必然会迫使法国回想起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1935年签署的法苏军事互助协定，而这将为苏联打开影响欧洲政治的大门，这是同英国内阁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戈培尔狂热地叫道：“我的元首，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法国人老朽了，英国人老了。年轻的法则支持我们，那是惟一有效的强者法则！”
莱茵兰的恢复军事化开始于1936年3月7日，一个星期天的凌晨。总参谋部将外国武官们对这一发展的反应汇总交给希特勒。依据的是同德军总参谋部处长、前武官拉贝·冯·帕彭海姆的正式会谈。
从3月7日举行的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法国武官雷努德将军和他的大使弗朗索瓦—庞赛特都主张同纳粹德国达成谅解，对德国的这一行动深表困惑。雷努德和帕彭海姆的会谈颇具戏剧性。
当帕彭海姆问他如何判断发生的形势时，雷努德回答说，在这种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大使和武官们的看法毫无意义，必须由政府讲话。帕彭海姆又问，依他看，法国政府会对这一形势做出什么反应，或者，假如他是法国的政府首脑他会怎么做，雷努德听后站起来，以真正的法国人的激情宣布：“我，尊贵的朋友，我会向您宣战！”
英国武官霍特布拉克上校会谈时冷言冷语。他对帕彭海姆讲，他感谢德国政府以它在莱茵河畔的措施为他带来了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霍特布拉克对事情的反应要比他的法国同事冷静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霍特布拉克宣称现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发生事后无法纠正的过急、鲁莽的行为。从这一声明可以推断出，英国大使馆考虑英国有可能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美国武官杜鲁门少校和他的助手克洛克特少校对希特勒德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军事政策总是表示出特别的理解，表示他们完全同意在莱茵兰的这一行动，并为此向帕彭海姆表示祝贺。
他们同时也对其他列强可能采取的相应措施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关心洛迦诺条约的国家出于原则——更别提从这件事的军事政治的角度出发了——不会就这样听任德国单方破坏它承担的义务。和英国武官霍特布拉克一样，杜鲁门也宣称，为了缓和气缓，必须有一个外来的调解人。
帕彭海姆明显地感觉到，在调解问题上，杜鲁门反映的是驻柏林美国大使多德的意见。从杜鲁门的话中可以判断出，莱茵兰恢复军事化对美国大使触动不大。他感到震惊的只是，“德国人的暴行破坏了公约不可触犯的基本原则。”
仍将法国当作拥有一流军队的战胜国的小国武官们认为，法国不应该、也不会容忍德国占领莱茵兰，而会选择战斗。
比利时武官施米特将军十分激动。他坚决认为，西方强国不会容忍德国单方面破坏洛迦诺公约。他指出，莱茵兰恢复军事化损害了比利时的生存利益。施米特以几乎是赤裸裸的恫吓结束了同帕彭海姆的会谈。
3月7日晚的恢复莱茵兰军事化只动用了少得可笑的兵力。从军事角度看那纯粹是虚张声势而已。在西部边境（亚琛，特里尔，萨尔布吕肯）上派去了整整三个营。后又将驻扎在莱茵河左岸的警察部队划归军队指挥。
几天前，希特勒下令让出生于莱茵兰的士兵身着便装去那里休假。他们箱子里拎着军装和武器。他们的任务是在3月7日列队穿过城市和村庄行军，让法国人面对“德国部队已经入侵”的事实。
同时，戈培尔通过广播电台向德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德国军队正源源不断地跨过莱茵河桥梁。飞行中队连绵不绝，遮没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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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档案》3（2）
希特勒和戈林在音乐沙龙里通过一台西门子牌收音机收听戈培尔的演说。希特勒拍拍戈林的肩说：“戈林，事实上我们是真正的冒险家。”
英国承担起了调解人角色。德国总参谋部向希特勒报告，英国武官要求德国做出一个“和解的姿态”，好让法国能在世界面前保住它的“面子”。美国武官杜鲁门也以对他来说不寻常的强硬态度建议德国采取这么一种“姿态”。
总参谋部的报告称，从跟杜鲁门的谈话中可以推断，他是受他的大使、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总参谋部的委派，通过他的军方渠道支持英国担任调介人。
希特勒没有让步，但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给西方强国开了“镇静药”：他在一次国会演讲中欺骗性地要求法国和比利时同德国缔结一个长达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
莱茵兰的吓唬大获全胜。
莱茵兰恢复军事化之后希特勒前往那里，身穿旧皮大衣，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在民众面前亮相。随后他乘车前往慕尼黑去找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
爱娃·勃劳恩是位教师的女儿。认识希特勒之前她在霍夫曼的照相馆里工作。在希特勒的侄女妮基1932年神秘自杀之后，霍夫曼将希特勒和当年20岁的爱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