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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前，1945年5月2号，苏军在柏林俘虏了希特勒的几名亲信。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京舍从1944年2月开始担任“元首”的私人副官，他在普伦茨劳山脚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的厂区内向苏联军队投降了。这位党卫队员一开始谎称自己是总理府前作战司令、党卫军旅队长威廉·蒙克副官。没过几天他的谎言就被戳穿了。1945年5月6日苏联军官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立即将他和其他俘虏分隔开来。军事情报局的成员立即对他展开第一轮审讯，两天后军事情报局头目库斯尼佐夫就将审讯的第一批材料交给了情报局局长贝利亚。
同一天，在柏林布赫的第496号外科野战医院里，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法医主任福斯特·希卡拉夫斯基领导的一个医生委员会一共解剖了十一具尸体和两具狗尸：其中有已验明身份的克莱布斯将军，戈培尔，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及估计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遗骸的尸体。法医们在他们的鉴定中确定可能的死因都是“氰化物中毒”。只有两条狗一目了然是被开枪打死的，同时，在一条狗的尸体上发现了氰化钾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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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后记（2）
但斯梅尔希的情报官员们犹豫不决，不知要不要将法医的鉴定结果告诉苏联最高领导层。解剖结果、找到尸体的情形和证人的供词相互矛盾，大多数证人都声称希特勒是开枪自杀的。因此反谍官员又审讯了其他证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找到的所有希特勒的亲信人员都是听说来的事情经过。斯梅尔希还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杀“目击证人”。
另外他们也在等待对两具未明确确定身份的尸体的牙齿的鉴定结果。1945年5月11日，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科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证实发现的尸体确实是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但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反谍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瓦迪斯直到1945年5月27日才向斯大林汇报了1945年5月8日的解剖结果。斯梅尔希情报部门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报告说，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一目了然是“通过服用氰化物自杀了”。
引人注意的是，情报局局长贝利亚未加附函就将瓦迪斯寄给自己的信转给了斯大林。这位情报局头目显然是担心，由竞争对手维克多·S·阿巴科莫夫领导的希特勒之死的斯梅尔希调查的结果会将自己直接牵连进去。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验尸报告、法医委员会的有关结论和证人供述的矛盾。根本不再考虑有可能是开枪自杀。
当1945年7月16日最终将提取器官的解剖报告和法医委员会的分析报告转交斯大林时，贝利亚决定对调查材料进行影响很大的处理。为了不让这位苏联独裁者注意到报告中的矛盾之处，贝利亚取走了档案材料中的两份分析报告，分析是由第291医学…传染…分子前线实验室在1945年7月做的。实验室的化学家们总共化验了1945年5月8日柏林布赫解剖时的30个器官样本和12个血样中的氟化物和生物碱含量。
在1至11号样本中，即戈培尔一家、克莱布斯将军及两条狗的尸样里，每公斤器官含有～毫克氢氰酸，而“记录材料第12、13号中未发现氰化物”。而尸检报告第12和13号就是估计的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为了能支持目前的希特勒系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观点，一开始未将同这一看法相矛盾的材料送交斯大林。因此那位独裁者对斯梅尔希的调查结果暂时还算满意。
此时京舍已被转交到内务委员会负责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的部门。1945年5月中旬，先由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头目阿马约克·S·科布洛夫中将和他的行政处负责人弗约多尔·K·帕尔帕洛夫中校审讯他。京舍和与他同时受审的曾任希特勒保安队队长的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约翰·拉滕胡贝尔的供述被立即送交情报局长贝利亚。但是，由于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都未经证实，他犹豫着没有将它再送交斯大林。
1945年5月18日和19日科布洛夫和帕尔帕洛夫继续审讯。只关心希特勒之死的问题：“希特勒什么时候决定自杀的？”“谁确定他们已死的？”“谁将尸体浇上汽油点燃的？”不久，京舍被用飞机运往莫斯科，关进内务委员会的布提尔卡监狱。
希特勒的管家、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茨·林格此时也到了莫斯科。1945年5月2日从总理府突围之后苏联部队在湖泊街地铁站逮捕了他。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将他关进了波森附近的战俘营，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终于被发现了。不久，内务委员会将他转到卢布扬卡监狱，于1945年11月开始了对他的初审。像审讯京舍一样，情报人员主要对希特勒之死的一切信息感兴趣。
一个月之前，苏联情报机构领导层就对目前的希特勒自杀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英、美情报局在1945年11月中旬将他们自己的调查材料交给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内务委员会代表伊万·A·谢罗夫大将，材料明显地说明了是开枪自杀。同时这些前盟友请求允许他们接触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
情报局长贝利亚和他的代表谢尔盖·N·克鲁格洛夫、泽沃洛德·N·梅尔库洛夫和博格丹·S·科布洛夫都同意让美国人和英国人接触情报部门的材料，而斯梅尔希的头目阿巴库莫夫却强烈反对，并要求同内务委员会主席亲自谈话。阿巴科莫夫显然很清楚，西方盟友很快就会发现主要由他领导进行的调查工作的薄弱点，必然会对他的已呈交斯大林的德国独裁者自杀身亡的观点产生极大的怀疑。因此他拒绝交出档案。贝利亚看到这是一个阻挠自己的竞争对手直接接触斯大林的机会。1945年12月，这位内务委员会主席下令重新调查希特勒之死的准确情形。
于是，1945年年底，在莫斯科重新开始就希特勒自杀的背景进行审讯，他曾经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这回也被牵扯了进来。贝利亚首先显然是想确定那位独裁者真的死了。因为不断出现的传闻让人担心，希特勒在最后关头逃脱了苏联部队的抓捕，逃去了国外。同时贝利亚想弄明白希特勒到底是怎么自杀的。对林格和鲍尔的审讯以及对被斯梅尔希逮捕的希特勒亲信的供述内容进行的比较让内务委员会领导于1946年初做出决定，进行一个代号“神话”的行动。此次行动的目的要对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所有因素进行细致和严格的核实”。
贝利亚委托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实施“神话”行动。它于1946年2月中旬制定了一个“澄清希特勒失踪情况调查计划”。该计划除了组成一个由尤利乌斯·K·克劳森中校领导的五人特别委员会，还要求先将内务委员会监狱中的希特勒周围的所有人员转到布提尔卡监狱，也就是说，林格、鲍尔和他的随从、当年的帝国总理府接线员罗胡斯·米希中士被从卢布扬卡监狱转到了内务委员会调查监狱。
出版人后记（3）
这一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要对犯人的审讯和供述进行平行比较，却让情报局从他们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信息中发现了一系列矛盾。但是，将犯人严格地隔离审讯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同时还建议，“给每位被调查的犯人安排一名狱内间谍”。
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大名词背后隐藏的就是普通的间谍活动。此外，为了不仅仅依赖他们的供述，还在每个狱室安装了监听器。总局各部门也接到命令，将迄今收集到的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所有材料交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同时命令莫斯科的战俘营，继续从犯人中找出那些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天呆在元首掩体里的人员。
在莫恰吉斯克的第297号战俘营里发现了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汉斯·霍夫拜克和约瑟夫·亨舍尔。这两位曾是帝国保安处人员，属元首警卫队，他们也被立即关进了布提尔卡监狱。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的战俘营内未能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
令人注意的是，内务委员会没有再设法同它的竞争对手斯梅尔希或军事情报局进行联系。战俘和拘留人员管理总局即没有请求内务委员会审讯关押在那里的证人，如汉斯·拉滕胡贝尔，也没有要求转让或复制内务委员会或军事情报局那里的“希特勒一案”的档案材料。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两种观点，它们对《希特勒档案》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是对整个调查工作的严格保密。除了情报局长贝利亚，只有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苏联情报头目伊万·A·谢罗夫大将、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米歇尔·S·克里温科少将、他的副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和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执行处处长维克多·A·德洛斯多夫少将知道“神话行动”。另一方面，各部门相互之间严格分开，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它们的竞争关系也很明显。为了维护多元结构的统治，斯大林很重视不让各情报部门之间有任何接触，并将情报领域的所有管辖权全部集中在他的手里。
出于保密的原因，新送进达布提尔卡监狱的和《神话行动》有关的囚犯都得到了一个化名。鲍尔被内务委员会取了伊斯沃切克的化名——译成德语就是“出租车司机”，林格的化名是一目了然的“仆人”，罗胡斯·米希在档案里叫做“接线生”，汉斯·霍夫拜克叫做“宪兵”，约瑟夫·亨舍尔叫“警卫员”，总理府话务员埃里希·林斯叫做“电信器材”，他也是通知希特勒遗嘱的人。
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审讯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使用了内务委员会惯用的折磨方法——殴打，不许睡觉吃饭，威胁要对亲属采取行动，同时许诺合作有奖，很快就打垮了这些人最初还存在的抵抗。1946年2月27日进行的剥夺被捕者的战俘身份、改称战犯的方法也特别有效。
在被迫夺走军装、换上普通囚服，并将配给降到相应的苏联标准之后，大多数人都崩溃了。用“狱友”刺探的方法也很奏效，他们向内务委员会审讯员提供了他们想要的具有德国式细致特征的材料。
“狱友”通常是在审讯证人的同时跟他们的苏联指挥官“碰头”。这些特务不仅试图找出被捕者所作供述或主动报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他们也特别仔细地观察审判官的恫吓方法的效果。
“B…III”号间谍在1946年2月20号提供了鲍尔的下列情报：“他很怕报复，料想在审讯时没有好果子吃，同时他的病腿、他的家庭的命运和究竟还要在监狱呆多久的问题也让他很不安。料想会被折磨，他只遗憾没有自杀。”几天之后鲍尔真的被一名审讯官打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格的狱探“波希米亚人”甚至进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记忆力很好，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审讯时他不老实，指望他的供词无法对证，因为只有一个人——鲍曼——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仅仅一天之后那位狱探就要求审讯官继续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