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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标题就是《武帝纪》，毛泽东在写到曹操时也称其为魏武帝。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9）
直到临死前，曹操连一分钟的皇帝瘾都没有过，他心中肯定怀有万分的遗憾，那以“周文王”自比的言语中便明显地透出对后代的殷切期盼。他三分天下有二，为魏国替代汉朝奠定了坚实的国基，从某种程度而言，其政治功绩还超乎周文王之上。然而，周文王的后代十分争气，不仅灭了商纣王，还使得周王朝延续了八百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曹操 的后代虽然篡了汉位，他死后也博了个魏武帝的“头衔”，但是他的子孙们却远远不及周文王的后代们有本事有出息，不仅没有完成先祖的遗愿统一中国，即使他奠定的魏国也保不住，很快就被司马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改变了“颜色”。
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一统天下，如果他公开篡汉当上皇帝，如果曹魏延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关于曹操的评价将会大为改观，断不会落得个奸诈小人的“下场”。对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说道：
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不仅后来的史官要说曹操的坏话，即在当时，敌对国东吴与蜀汉的史官就已将曹操编排、贬损得一塌糊涂了。
五
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实在是输得太惨了，差不多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不仅对他既定的政治、军事策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尽管他口头上对赤壁的惨败并不怎么服气，战后曾给孙权写去一信，不从主观检讨自己，而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又说“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但自赤壁一战后，他就再也没有征过江南，只要一想到长江那浩荡澎湃的江水，可能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心头突起一阵隐痛与后怕。
遭到赤壁之战的严重挫折后，曹操回到北方，头脑才算清醒过来。他明白自己暂时还不具备吞并孙、刘的条件，不仅大规模的进攻不切实际，就是孤军突前防守也是相当困难的。有了上次的教训，他再也不敢冒险轻进了，而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赤壁一仗，似乎打垮了他往日那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气势，一变而为实际、守成起来。他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在西起襄樊、东至合肥的漫长战线上对吴、蜀采取全面防御的守势。虽然有时也进行一些局部的进攻，但都不出以攻为守的防御策略。有了这道稳固的南方防御战线，他将目光转向内部整饬增强实力，然后寻机夺取汉中进图巴蜀。
赤壁大战后，曹操虽然并未失去昔日的进取之心，对东吴、蜀汉用兵取得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胜利，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成就，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天下非我莫属”的突破进展及大好时光。好景难再，机会一旦从身边溜走，就再也不会重复出现了。
三足鼎立，已成一时难以打破、无法扭转的僵持局势；加之光阴流逝，老境渐至，曹操虽然仍能葆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奇与豪迈，但也有一种人力渺小、无可奈何的沧桑与悲凉。他明白，在他手里可能难以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了，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因此发出了“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之类的感叹。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像历代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寻仙求药以求长生不死，而是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切实地采取一些养身怡性的手段。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0）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可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大业，以一己之单薄的衰老身躯奔波在南讨关羽的途中。回到洛阳后，他终于不堪鞍马劳顿而突然发病。一病就病得卧床不起，恍惚中他轻轻地吟诵着自己创作的诗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为雾，终为土灰”，断断续续地写下了《遗令》。他对自己的人生功过做了一个简略而客观的回顾，要求丧事从简；还对婢妾及歌舞艺人进行安排，对一些遗物做了处理，颇有一种儿女情长的味道。对此，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写道：“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我们正是从《遗令》中窥见了一个与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全然有别的复杂而真实的曹操。有时候，曹操的坦诚、率直与本真似乎达到了令人可亲、可爱、可敬的程度。
如果撇开复杂多变的性格因素及道德层面的善恶评判，曹操也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人物。
在政治上，曹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在军事上，他善用奇兵，常能以少胜多，打得敌军防不胜防；在经济上，他也很内行，严厉推行屯田政策，先行民屯，后又扩展到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更使得北方的经济与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他一手扶植了邺下文人集团，为文人学士提供了安静的创作环境，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创了清新刚健的建安文学之风，使得当时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获得了全面的丰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即以个人才智而言，曹操差不多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名“全能冠军”了：他武艺出众，常能面临势众的敌人挥剑击杀多人；他擅长游泳，少年时就在水中杀死蛟龙（一种鳄鱼）；他不仅自己的诗文写得好，被郑板桥排名中国前十人之列，还培养了儿子曹植与曹丕，被后人誉为“三曹”；他具有相当杰出的音乐才能，可与当时精通音律的桓谭、蔡邕相匹敌；他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擅长草书；他对医学有一定的研究，懂方药，会气功；他对建筑工艺、器械制作也颇在行，“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他懂围棋，技艺之高达到了“国手”的水平；他还对饮食文化有着一定的研究，曾写过《四时食制》一文……曹操拥有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与他丰富的社会实践及成年后的刻苦学习密不可分。他小时候喜飞鹰走狗，虽然没有多大长进，却使他从小就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自从政立志后，他就克服儿时的缺点，开始认真读书了，据《魏书》所记，曹操 “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博览群书，简直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刻苦程度。
曹操奋斗了一辈子，死前都还在军中风尘仆仆地往来奔波，他怎么也想不到艰难开创的事业很快就会在自己的不肖儿孙手中毁于一旦，还落了个千古骂名。每当我们翻阅《三国演义》的有关章节，或是听到民间对曹操的攻击谩骂，或在舞台上见到那被涂得全白、仅只眼角稍沾笔墨以示机警应变的脸谱化曹操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曹操生前若能预料后人对他的这般诋毁与攻诘，他还会保持不时流露出来的坦诚、率直与本真吗？会不会刻意地改变自己、塑造自己，清心寡欲，以求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形象？如果曹操那样做了，他可就真的成了一副“面具”，不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了。与那些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做标准，经过改头换面的“神”相比，我们更喜欢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当曹操一旦确定为反派人物并被公共认可，就连他的死也打上了奸诈诡谲的烙印，有了他人生的第三大谜团——墓葬之谜。
曹操曾在《遗令》中明确写下自己的埋葬之地：“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一遗嘱也得到了认真的落实，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具体地描述了丧葬过程，并指明了墓葬地点的地貌。可能是盗墓贼并未掘到曹操墓葬的缘故，就编排出一则流传甚广的曹操在漳河上设七十二疑冢之说。更有人将曹操的奸诈想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他的口吻做诗一首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你就是掘尽七十二冢，也找不到曹操的尸骨，因为他真正的墓葬却在七十二座疑冢之外。对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以贬损曹操为能事的某些后人的想像力之丰富奇诡，如果曹操再世，恐怕也会为之折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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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1）
其实，曹操一生节俭，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更反对厚葬。墓中既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也就不怕他人盗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故设疑冢大摆“迷魂阵”与后人玩那小孩般的“捉迷藏”游戏呢？
六
曹操生前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在他的早年就已开始了，随着他走上政治舞台，将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铺排、发挥开来，各种各样的褒贬毁誉更加纷至沓来。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死后往往可以盖棺论定了，可曹操却不然。
最早对曹操做出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叙述与评说较为客观、全面，也是一部我们今天认识曹操真实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后，诗人陆机、唐太宗李世民、历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等人都留下了有关曹操评说的文字，有褒有贬，还算持平。但总是趋势是，越到后代，其贬的成分就要多于褒的内容。至苏轼时，对曹操的肯定就已相当有限，而贬抑却十分厉害了：“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竟降至了最低点，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占据北方的金人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便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对曹操的大加挞伐也就在所难免了。朱熹将曹操斥为“篡盗”，对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惯；陆游有诗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明朝时，以张溥为代表的文人对曹操有褒有贬。褒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与多才多艺，贬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篡盗”旧说。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曹操，而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容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逆”行为。
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往往出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大多以正统观念与忠奸善恶为标准，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加以评说，并形成了一股纵贯而下的“蓝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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