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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着广大的“市场”。
没有神灵之光的普照，没有科学之光的闪耀，《周易》长期笼罩着的，就是一股浓得难以化解的东方式神秘主义。
周文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囚禁在一块屁股大小的地盘推演《周易》时，受到了无可克服的时空制约，他面对许许多多无法看清的事物、难以窥其底蕴的“黑洞”、怎么也打不开的“黑箱”，他无法解释，无法洞照，无法厘清，只有祈求神灵、凭借直觉、依靠灵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神秘像团不散的阴云一直纠结盘旋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压抑得几乎让人抬不起头来：源于《周易》的老子哲学，其核心“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国粹中医的哲学基础五行学说、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及针灸、用药等是无法明晰的神秘；各种并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莲教、义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功法——包括曾经风靡中华大地的气功，一脉相承着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国、官宦治民采取的政治手段与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没有半点透明性可言，老百姓万难窥其堂奥；不少历史发明与发现也因“不可传与外姓外宗”等种种神秘因素而失传……国人似乎对神秘有着一种特殊的癖好，仿佛越神秘，就越伟大，就高人一等，就笼罩了一层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却与迷信、狭隘、愚昧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神秘的纠结，不能揭开神秘的面纱，不能廓清神秘的笼罩，就无法透明，就无法民主，就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的法制社会。
不仅如此，《周易》对国民心理素质、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文王在《易经》中构筑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无可更改，今后也不可能有所改动。这一凝固的卦爻符号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广阔无边的世界，它对应着我们所置身的宇宙。后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删除一些相应的卦辞与爻辞，也就是说，《易经》已将一个完整的宇宙构建好了，后人所能做的，只是“装修”，做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与创造性就这样于无形中固定、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了。中华古代几乎每门学科一旦诞生，就已经大功告成，后人只能干干“填空”之类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时，国人对创建与构建完整的体系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中华古代的所有自然、社会学科，似乎都不讲究庞大、严谨而完整的系统性，这与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创造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带来的限制与束缚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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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12）
《易经》所创造的“宇宙”也真像一个“魔筐”，似乎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有了。即以现代文明的一些科学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的六十四个DNA密码符号，“凡事皆变”的观念完全适用于原子与亚原子世界的规律，一阴一阳的二进制引发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计算机的创造成为可能……其实，它们并非依据《周易》文本或通过它的占筮之法推导而来，而是西方的科学家发明之后，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种对应与观照，是一种典型的“马后炮”。可是，国人却长期陶醉于此，以为中国传统文明真是无所不包，我国古代社会简直无所不有，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所谓天朝心态，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种空想的基础上将自己拔高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视人间，总是想着万国朝仪，瞧不起别人，而自己又无所创造无所贡献。
人们借助《周易》，通过它可以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人与事，达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于是，也就俨然自以为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神灵，可以达到神灵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人们运用《周易》的实用目的，就是趋吉避凶，表现在生死观上总是执著于生。《周易》大传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也就流连于生的快乐，忌讳死的悲哀。执著于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坚韧，也有对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国人特别是在农民心中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严格的定位，构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阴爻－－，阳爻－。 可它们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产生的意义、所发挥的作用却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结果如何，往往与爻的位置密切相关。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经过《周易》大传一番伦理解说，就成了历代帝王的“专利”——封建帝王有着直薄青天的 “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传《系辞》篇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后来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妇、 男女及尊卑有序、贵贱有位。于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定位与归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级、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讲到“中”，强调“中”，对“中”抱有一种崇拜兼审美的态度，于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范畴，乃至我们的国家也被称为了“中国”。即为中国，也就以为真的居于天下的中央与中心了。对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国论》一书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居中的观念，对中华古建筑布局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的图腾之物——龙，这一从未有过的虚构生灵，其文化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记述，如“潜龙”、“见龙在天”、“飞龙在天”、“云从龙”等等。《周易》中所说的龙，是古人对自身生殖崇拜而创造的一种巫术兆象，是由云、雨、雷、电等自然天象的一种揉合与融汇。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龙的具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举了，《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它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远古的巫术智慧之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人三千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对《周易》的诠释与解说行为，无疑是对这一势能的凝聚、助长、增加与强化。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将《周易》放在整个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观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周易》不过是中华古人认识、切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种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只能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空间，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发展并存，才是《周易》应有的最佳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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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13）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说《周易》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呢？对此，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 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这是我们站在今天反思历史、开拓未来的一个不容忽视且无可更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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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
一
吕不韦是以一个成功的商人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他是“阳翟大贾”，《战国策》则称他为濮阳人。阳翟属郑国，濮阳属卫国，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繁荣城市。很有可能，吕不韦生于濮阳商人世家，而行商于阳翟，“往来贩贱卖贵，”，只要哪里的生意好做，能够赚大钱，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行迹遍及赵、韩、魏、秦、楚等多个王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商人”了。很快地，吕不韦就以其卓越的才识与出色的经商本事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富而闻名遐迩。
然而，那时商人的地位却极其低下。其衣服式样，有着特殊的卑贱标志；商人再富有，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人们每每提及商人，都将他们视为不懂礼仪、毫无廉耻、奸猾狡诈的小人，并与罪犯、家奴等同。
写到这里，我的笔触将稍稍展开，探讨一下中国轻商传统的历史渊源。商业作为流通手段，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理应受到敬重与鼓励，却为何总是饱受岐视、屡遭限制呢？我以为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一、以自给自足、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不太需要商业这一中间环节，即使少量的商业活动，也为封建官僚所控制，民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商业经济活动；
二、商业及商人只生产价值，不生产使用价值。一担谷子，经过商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谷子只会少量损耗，绝不会多出一粒，这使得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古代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商业多余，只有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才是天下之本；
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特别是战乱频仍时期，商业的利润极高，贱买贵卖，有时一转手就可获利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对长年累月辛勤劳作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民来说，不仅得不到心理平衡，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们纷纷弃农经商。长此以往，戮力本业的人们会越来越少，社会的根基不是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吗？
四、商业的日益发展必然带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公平竞争与人身自由，使得人本意识逐渐觉醒，导致民众反对血缘宗法制度、反对人身与思想的束缚、反对传统人治的长官意志、反对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一句话，商业的自由与繁荣必将导致社会旧有礼法的分崩离析，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
五、勤劳朴实的农民最为痛恨的就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在他们眼里，商人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却累资巨万锦衣玉食，不正是这样的一类角色吗？于是，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为违背伦理道德的奸诈小人；
六、周灭殷商，商朝遗民大都受到迁徙，他们不仅退出了政治舞台，也失去了立身之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