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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坚如体弱多病，但活动范围却很广。当时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高桥谦曾劝他赴日本。日本有中国革命党的领袖，他也有意前往，他先结识了香港革命党人陈少白，接着又赴上海结交毕永年和湖南的会党人士。
原本之后就要去到一向挂怀的日本，但在此之前史坚如经由陈少白和杨衢云的介绍而成为兴中会的会员。因此孙文从陈少白等同志处听过他的事，也对他知之甚详。
史坚如是广东番禺县人。县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可说番禺与南海两县合起来就是广州市。虽是广州子弟，但他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广州子弟。 史家原出身浙江绍兴，坚如的曾祖父属于人称“绍兴爷”的著名集团。
“天下事得问绍兴爷。”
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谚。
绍兴是名酒产地，土地丰饶，中举人数亦多，但此地出身的英才不喜以出仕作为晋身之阶。因当官虽可出人头地，但一旦遭贬谪受处罚，则又得出入人间地狱，所以倒不如选择另一条较轻松的道路。
此道即是当大官的幕僚。那是秘书职，长久以来世人普遍认为大官的幕僚以绍兴出身者为首选。就连手头不便的大臣也只需求助绍兴出身的幕僚即可，此幕僚必定会有富裕的友人可提供财务咨询。
清廷以几位军机大臣最具威权，等同于行政首长的部院大臣次之。然而，实际上掌军权者为地方总督或巡抚，他们以实力人士的身份横行于世。
众健将（4）
各个首长之下多有绍兴出身的幕僚，他们广搜各方情报并加上自己的知识传达给上级。这些人多半家世富有，不至于贪得无厌。因其背后到底有何势力当靠山无人知晓，光凭绍兴出身的招牌便足让外人心生警戒。
史坚如一族在其曾祖父当幕僚的时期来到广东并落籍此地，其后当然会有通婚之类的事情发生。举例而言，周恩来也是江苏省淮安县出身，但究其祖籍则是绍兴。史坚如留有二十岁时的照片，容貌酷似周恩来，一时之间蔚为话题。
史坚如在东京见到了孙文，两人对谈天下事。年轻的史坚如对这个领袖甚为倾心。
史坚如意图炸死总督的事件留下一个谜团。即他在广州起事原是一种欺敌战术，目的在掩护孙文等人从惠州进兵福建的行动。
然而，惠州起义遭到取消，直接的理由是弹药不足，其实最大的挫折还是未能获得日本的支持。儿玉源太郎对孙文的支援因政变（伊藤首相的登场）而转为毫无实现的可能。
——难期外援。
接获孙文这一愤慨的电报后，郑士良便下命解散全部军队。时值十月二十二日。
郑士良应该会用电报将惠州起义中止一事通知欺敌作战的相关人员。但为何在六天之后史坚如又强行作战呢？
年轻的史坚如一定是认为，好容易才挖好坑道，即使已经失去欺敌作战的意义，也要进行一场爆破。的确，此一事件产生了令清朝当局胆战心寒的效果。
史坚如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第二健将，其实非仅史坚如，唐才常也应该被列入才对。
唐才常出身湖南，与年长他二岁的谭嗣同是总角之交的好友。谭被康有为召唤至北京后，有感于同志太少，故拍电报催促待在湖南长沙的唐才常上京。唐欣然动身，但在抵汉口时便获悉维新失败以及谭嗣同等人遭处决的消息。
千古非常奇变起，
拔刀誓斩佞臣头。
这是唐才常所作诗中的两句。
返回湖南后，他收拾身边事，然后从上海绕经香港、东南亚而去到日本。在日本他与犬养毅见了面。
之后他便不时赴东南亚。在新加坡与康有为见面时，唐才常建议道：
“孙文最近力量增加不少。何不考虑与兴中会合作？”
“有许多人提出同一建议，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难道你不曾听说过？”
康有为所言仅仅如此。
虽对孙文的思想产生共鸣，但唐才常却未能离开康有为。
“哈哈哈，又是帝傅那一套说辞吗？士大夫终究还是抛不开头衔。”
孙文这么说并摇摇头。
帝傅是皇帝的守护者之意，康有为总是将这话挂在嘴边。对他而言，总督及尚书不算什么，只有他这个皇帝身边的帝傅才够高格调。这些人动不动就提到格调问题。
“起义”——亦即唐才常的起事被视为是康有为保皇派唯一的一次武装抗争行动。唐才常因与谭嗣同的关系而多半被归入保皇派，但事实却未必如此。
梁启超在赴檀香山之前，于东京的红叶馆为唐才常举行了一场饯行会。会中也邀请了孙文、陈少白和宫崎滔天等人。孙文还为唐才常等人介绍了长江流域的兴中会会员。
唐才常在上海设立了一间名为东文学社的日语学校，目的是掩饰起义的据点，其母体是取名为自立会的一个团体。
该会的章程明定创建一个新的自立国家，但又载明君臣之义不能废。因若不打出勤王的招牌，则无法获得康有为的金钱资助，但若不主张创建一个新的自立国家，则又难以和秘密结社合作。
针对该会的章程，欲化身变色龙的唐才常和原则主义者的毕永年进行了一整晚的争辩。
众健将（5）
“总之希望多招募些人。以胜敌为先决条件。争辩则留待以后可也。”
唐才常说道。
“若要谈勤王之类的，则讨论再多也是无益。”
毕永年的太阳穴抽搐了一下。
“为成就大事，人有时不得不隐忍。”
“我想告别这个凡事都需隐忍的世间。”
“那就告别吧！为这事斗嘴整晚简直是愚蠢之至。又不是从头到尾都高举着讨贼勤王的旗帜！”
“此话何意？”
“若无王，那还有什么勤王可言呢？”
“算了！我要走了。”
毕永年起身离去。
与自立会有别，另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国会，会长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翻译过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的著作而拥有广大影响力的严复是副会长。唐才常则被任命为总干事。
此会专门收容在北京遭镇压的维新派人士，乃因上海有租界，所以才能做这类事情。
自立军的起义因军费迟迟未能筹齐而一拖再拖，最后竟然遭人密告。
一网打尽。
唐才常在汉口被逮捕，当天便遭处决。湖广总督张之洞施行残忍的处罚手段，死刑犯据说成千上百。
保皇会对自立军的起义持着犹疑态度。
保皇会的大掌柜梁启超曾一度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头）一职，在他去到上海后，继任者便是唐才常。当时唐才常尚未与康有为见过面。保皇会既然是康有为的私党，则唐才常便不能算是保皇会派。只能说他是“变法派”，在当时敢公然主张变法的，放眼全国就只有湖南一地。
唐才常之所以无法离开康有为，也正因康有为紧抓住军费不放。
但康有为似乎不曾汇钱给自立军，纵然曾汇过，其金额也仅是小量。
——那伙人所说的勤王令人起疑。莫非是图一时之便，想从我这里取得资金？
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接到各地传来的军费请求，反而更加捏紧荷包。
（假勤王之名而已，我焉能相助！）
康有为在内心中如此暗忖。
对自立军的军费并非是拖延，而是根本无意支持。
参加自立军的秦力山等人曾在天津与义和团的首领会面，试图说服对方将“扶清灭洋”的口号消去“扶清”（扶持清朝）二字。但义和团方面认定他们是“二毛子”（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而欲加以迫害。于是秦力山逃至汉口，加入了自立军。
“假勤王者太多，若不仔细调查清楚恐遭欺骗。我可是刑吏刀下逃生之人，岂是如此好骗？”
康有为挺胸自夸道。
极机密的工作资金流动原本就非外人所知。依朱和中的《欧洲同盟会纪实》所载，新加坡的邱菽园曾拿出三十万两，但交到唐才常的手中仅只二万两，据说余款皆遭康有为吞没。
康有为的家产应该早就全数遭清朝政府没收，更何况新加坡的金主邱菽园不久之后也宣告破产，但康有为却仍能继续过着优渥的生活。
自立军的唐才常是在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于汉口遭处斩。就在同一天，孙文搭上了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船只。
八月二十八日，船抵上海，戒严令当然已经公布，因而无计可施，只得就这样再折回日本。
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权势所不能及的台湾为起义的司令部。孙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县有朋内阁总辞。
孙文等人已获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答应提供支持的保证。然而，后任内阁的首脑伊藤博文却变更了此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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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将（6）
日本的选项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无能，则支持中国南方数省独立，并以孙文当首席人物的这一新政权为对手。这就是儿玉所主张的支持孙文方针。
第二，守旧派失势，但在实务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残喘。在进行交涉时，疲累困顿的对手对日本而言较为有利。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时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湾“总督”跟大清国的反体制组织接触，并不准派军事顾问团到大清国。
那么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孙文等人之前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弹药因一时之间尚派不上用场，所以就先借给有急用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使用。然而，由日本参谋本部所发给的武器弹药装载于向三井物产购入的布引丸，该船因老旧而不幸沉没于宁波海边。
菲律宾再度订购，由代议士中村弥六以六万五千元的代价代为调度，但因独立战争的局势不利，这批武器便暂时封存不用。
菲律宾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为回报前次人情，决定将库存武器弹药提供给孙文。不幸的是，随即发现这完全是无法使用的一堆废铁。
如此一来，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谈。
孙文等人所计划的惠州起义正一步一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起义的指挥官是郑士良，他在孙文进香港西医书院前曾一度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窗。在孙文去了香港后，他便在故乡惠州的淡水墟一地开了一间“同生药房”，积极和秘密结社三合会的成员交往。他的拳术相当高明，同生药房不仅卖药而已，也对顾客施以简单的医疗。
与孙文相似，郑士良也是基督教徒。在进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之前，他就读于广州德国教会所设的教会学校，名为礼贤学校。
与孙文不同的是，郑士良自小便与非法组织中人为伍。他的家庭与三合会渊源甚深，家中还开设拳术道馆。
起义地点选在三洲田，三合会人士陆陆续续集结到附近。
最初当然是谨守秘密，但当基本人员达六百名之众后，消息便不胫而走。然而，清朝当局摸不清底细，只敢低调从远处将三洲田团团围住。
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经无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弹药又是一堆普通的废铁，因此只能暂时解散三洲田的人员，另待再起之日。
为跟孙文取得联络，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