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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返回革命基地的日本时，已是翌年的四月。
在孙文离开日本的这段期间，日本的中国籍留学生圈发生了一件惊人事件。
日本政府在十一月二日的“官报”中公布了：
——清国人入学公私立学校相关规程。
其中第一条是在审核大清国人的入学许可之际，必须附带检送日本的大清国公使馆的介绍信。第九条是同意大清国留学生就读的学校有义务管理留学生的校外生活。第十条是因品性不良而遭退学者不准任何学校再收留之。
同盟会（4）
因留学生人数剧增，毫无责任感的“学店”也随之四处林立。有些学校只是校名响亮和毕业证书豪华，有时证书甚至还饰以金箔。
据公使杨枢的说法，一九○五年，留学生在东京约一万、东京以外地区约三千名。官费生都进入较严谨的学校就读，问题出在自费生。他们多半是富家子弟，家中寄来的生活费甚至多到根本不符合留学生的身份。在鲁迅随笔中，曾写到有些留学生聚集的建筑物甚至因学跳舞而烟尘密布。
为了淘汰这些连间像样的教室也没有的“学店”，文部省当然会出手整顿。然而，此一“取缔规则”是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后公布，难免令留学生产生深切的怀疑。
于是留学生掀起罢课、全体退学、全体归国的声浪。
十一月二日的“官报”大概没有任何留学生会注意到。但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各学校贴出公告，限定大清国留学生在二十九日之前提出原籍、现在住所、年龄、学籍、经历等数据。
众留学生至此方知“取缔规则”一事，也同时掀起骚动。实际上，虽有部分学生进行罢课，但就读军校者并未同步配合。
十二月七日的《朝日新闻》记载，关于大清国人联合罢课一事，因系出于大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行为，故其团结力亦薄弱，云云。
在该报刊出此一报道的翌日，十二月八日，一名中国人在大森的海边投海自尽。后来才由死者的“绝命书”中得知，死者是对报道中的“放纵卑劣”一词感到激愤而自尽。
自杀的中国人是在去年十月长沙起义时加入华兴会，并随同黄兴、宋教仁亡命日本的陈天华。
陈天华在留学生当中是个文笔出类拔萃者，将在富士见楼孙文欢迎会的孙文的演讲写成摘要的也是他，同时他还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当时留学生最爱读的文章首推邹容的《革命军》，其次是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留学生中无人不知陈天华之名。
《二十世纪之###》改名为《民报》而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一事早经决定，陈天华亦被选定为选稿人之一。他的“绝命书”一开头便写道：
呜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国乎？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近来留学生日多，风气渐开也。使由是而日进不已，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即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转危为安……
文章系长篇大论，可知他的自杀应非一时冲动之举。
被日本的报纸形容为“放纵卑劣”，陈天华愤怒难平，欲促同胞奋起。他的“绝命书”另载：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
另外他还说，自己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写《警世钟》、《猛回头》之类的书，一是死得其时，现得后者之良机，故当一死。
立场强硬的全体归国派与续留派各自分裂成“联合会”与“维持会”相争。同盟会当中亦有不同意见。例如同盟会的宋教仁、胡瑛、孙武等人主张全体归国，而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等人则主张续留。
起初归国派占优势，但因即将毕业的学生、军事相关院校的学生强硬地主张续留而形势逆转。
日本方面，十二月十九日，于帝国议会中在野的进步党要求取消“取缔规则”，执政党则以延期施行规则的方式做出让步，事实上也就是取消。
时日本也有加州的日裔移民抗议美国当局实行不法的差别待遇。倘若留学生的问题闹大后，恐会招来“日本岂非也对外籍学生给予不法的差别待遇”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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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5）
在此时，原已归国的约两千名学生又陆续复学返回日本。“取缔规则”的不施行是一种胜利，他们在申请复学时大摇大摆地穿过校门。
孙文在西贡闻知东京的学校骚动及陈天华自杀的消息。
“何苦学楚国前贤？此人死得遗憾！”
孙文喃喃自语。
楚国先贤是指屈原，乃两千三百年前的楚国大臣，为反秦派，在抗争中投身汨罗江殉国。
陈天华出身地湖南新化在古时属楚国，系知名水乡，有汨罗江流经。
“日本撤回取缔规则是受制于国际舆论的压力，非因天华投海自杀所致。真希望他还活着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文章。”
孙文不禁吟唱起陈天华的《警世钟》里的开头诗句：
长梦千年何日醒，
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
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
腥膻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
献与同胞侧耳听。
在孙文出发去越南的前一天（一九○五年十月六日），由保皇会主办，在东京举行了一场追悼戊戌（变法）遭处死者及庚子（义和团事件）牺牲者的纪念会。保皇会与革命派一向水火不容，但同盟会还是派了胡汉民代表参加这场追悼纪念会。
在赴越南时，船刚过吴淞口之际，驻天津的法军参谋长布加卑（PaulBoucabeille）乘坐汽艇登船来，说是奉本国政府陆军大臣之命前来和孙文晤谈。
既见过俄国革命党员，又见了法国参谋长，孙文此行可说幸运之旅。
在西贡他又受到盛大欢迎，旅行成果之丰硕超乎原先的想象。革命经费顺利募得，还在河内及海防以兴学社之名设立了同盟会支会。
在新加坡也设立了同盟会支会，接着又巡回各地，直至翌年四月方从香港返回日本。
唯有失去陈天华一事让他感到痛心不已。
王朝的黄昏（1）
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的留影
正当孙文以新加坡为中心巡回东南亚各地时，在北京的光绪帝及西太后接连去世。阳历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帝驾崩，翌日西太后薨逝。皇帝的死亡时刻是酉时（下午六时左右），西太后咽气则是翌日的未时（下午二时左右），两人相隔不到二十个小时先后赴黄泉。
在这年的二月戊午（阳历三月四日），皇帝祭拜完大社大稷后，其余的祀典便全派人代理。
十月壬戌（阳历十一月三日）是西太后的华诞，即“圣寿节”，但原本依例举行的贺宴却告取消。这年的圣寿节恰与日本的天长节同一天而成为话题，临时取消令人匪夷所思。此时恰有###喇嘛前来献“方物”。所谓方物是当地的产物，据说是西藏的秘药。
在皇帝危笃之际，西太后下令将皇弟醇亲王的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带入宫中养育。因光绪帝无子，西太后显然必须早做准备。
醇亲王载沣是光绪帝之弟，其妻为西太后宠信的荣禄之女，其母则是西太后的亲妹妹，西太后将入宫的三岁小溥仪抱在怀中，良久不舍放手，说了一句：“杀了我子（光绪帝），接着难道还要杀我孙吗？皇帝有名无实，岂非只是个终身禁锢的囚人？”
正往来于泰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孙文欲搜集最详尽的情报。在服部登送来的日本报纸之中，对此事的评论以犬养毅在《东京日日》上的预测最符合孙文的看法。
“不愧是犬养先生啊！虽然大致上说中了，但我的一些看法和他还是有些差异。”
读完犬养毅的谈话，孙文微微偏着脑袋如此说道。
——纵然西太后已死，但中央权力并不会剧烈动摇。革命派恐不易乘机行事。而亲王派与庆、袁的对抗亦不至于造成与列强之间关系的摩擦。
这是犬养毅的预测。
中国政界的泰斗李鸿章于一九○一年死去，据说他在“遗疏”中如此推荐：
——环顾宇内（指全国之意），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
袁世凯并非出身科举最高层级的进士，却能在四十三岁之龄便担任等同于宰相一职的直隶总督，可说是破格晋升。
光绪帝满腔热情进行的“维新”遭遇挫折，完全是因为袁世凯背叛所致。光绪帝因而遭幽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则遭斩首。袁世凯的背叛行为便是将武装政变计划密告给西太后知晓。
西太后若死，遭幽禁的皇帝便将亲政，袁世凯必定难逃死刑。对西太后而言，等她自己一死，局势便有翻转的可能，被称为西太后派的宫廷大臣等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任谁都会猜想是西太后杀了皇帝。
各种谣言满天飞。
日本的《报知新闻》报道，据某清国通说，宦官李莲英唆使小宦官王某暗杀了光绪帝。李莲英是西太后的忠犬，深受光绪帝痛恨。
在天津发行的某法文报纸则报道，是袁世凯下毒杀死了皇帝。
在三岁皇帝及其父摄政王醇亲王的体制下，袁世凯的处境极为危险。摄政王难忘其兄光绪帝的仇恨。
摄政王之名为醇亲王载沣。
“载沣过于年轻。”孙文直呼摄政王之名——“好容易才去了外国，却只看到皮毛。如此反而更危险。对咱们而言更为有利，因清朝的体制会加速崩解。”
摄政王赴外国是担任使节团首席，前去为在义和团事件中遇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之死致歉。他生于一八八三年，此时（一九○一）仅年满十八岁。 此时载沣已在思考“宪法”对皇帝权力的限制问题。
“既有宪法，那为何德国皇帝又能如此威严？”
听载沣如此问起，皇族中一人答道：
“那是因为皇室握有兵权。”
王朝的黄昏（2）
这话一直铭刻在载沣脑中。立宪已成国策，但在立宪之前必须先掌握兵权。这是载沣的结论。
根据公约，立宪的准备须在宣统八年（一九一六）之前完成。在那之前，必须掌握兵权。摄政王载沣所剩的时间不多，他感到焦躁不安。
西太后的遗言是服丧二十七日。载沣似乎迫不及待，免去袁世凯的所有职位——包括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命其回籍养痾。
袁世凯其实并无“痾”（难治之病）可养。一九○九年一月二日（清历为前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所下圣旨中，具体指出袁世凯患足疾。但他本人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染有此疾。
摄政王恨不得处决袁世凯，为兄长光绪帝报仇，但若如此做，可能引起北洋数镇（师团）造反。这样的确会酿成大乱，致使清朝崩溃。
关于清朝的军备，孙文当然做过研究。依计划，全国的军队将改成配置新式装备的所谓“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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