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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一骂还真把造反派震住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遇上一个不怕死的老干部。那时候南昌的武斗虽然厉害，各派之间虽然天天在打仗，市里每天都在死人，但毕竟造反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亲人解放军耍横。几个造反派头子凑在一起低声嘀咕了几句，汽车开始后退，有个家伙临走时还扔下一句场面话：“服了你了，老家伙，算你横。咱们后会有期。”
造反派灰溜溜地撤退了。此后，父亲提着木棒一个人在大门口站了三天，再没见过这些人的影子。后来有人传过话来说：“军干所不能去，那里有个姓陈的家伙不要命，惹不起。”
我当时尚小，不理解父亲对我母亲丢下一句“带好孩子”的深刻含意，只觉得那场面异常惊险和刺激，父亲站在两辆坐满全副武装造反派队员的汽车前面，大义凛然，威风凛凛，就像是堵枪眼的黄继光，又象是举着炸药包的董存瑞，简直是伟大极了！长大后才明白，当时的形势真的十分危险，南昌的造反派十分凶残。
父亲叫我母亲带好孩子，是做好了横尸街头的思想准备。
其实那次造反派来抓的人和父亲根本无关。在干休所休养的干部中，比我父亲资历老的比比皆是，有井冈山的，有长征的，将军就有好几位。要论级别定反革命的话，再抓20个老家伙，也轮不到父亲。父亲纯属自找麻烦。
当我表露出我的这种思想时，母亲笑了：“你父亲这个人呀，就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典型的山东人哟。”
多少年后，全国上下开始热播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听着那妇儒皆会的主题曲：路见不平一声吼哟，该出手时就出手，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已故的父亲。我多少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终于搞清了。为什么当时诺大的一个干休所，也有警卫战士也有众多离休干部，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我知道这些同志绝非贪生怕死，他们是怕站出来阻挡造反派抓人会被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顶帽子一旦戴上，可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想摘也摘不下来了。父亲其实也怕，他也搞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就是干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但情急之下，感情最终战胜了理智，他不能眼看一个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老红军无缘无故地遭受非人的折磨。
父亲是凭着山东人特有的侠肝义胆挺身而出的，至于会不会犯错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路见不平一声吼，父亲骨子里都透着一股侠士风范。
这种扶危济困的侠士风范终于使母亲下定了今生跟随他的决心。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男人，这就是她一生中觅寻的男人，下定了决心便终身不悔，苦也不悔，累也不悔，风吹雨打也不悔。
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象着母亲和父亲的恋爱是多么的浪漫和传奇，可事实上，母亲和父亲的恋爱过程并没有小说中描绘的那些和平年代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也没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常出现的生离死别，魂飞肠断。他们的恋爱表面上看进展的非常自然朴素，水到渠成，但这种朴实中也蕴藏着另类的海誓山盟，水到中也翻滚着汹涌的激流旋涡。
那时候，83师的师部驻扎在远离军部的一个乡镇上，而母亲工作的师幼儿园则设在远离师部的一个小山村里。由于幼儿园直接归属父亲分管，所以父亲每周都要去几次，或者是检查指导工作，或者是参加政治学习，或者是帮助解决问题，而母亲作为幼儿园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是和父亲有了频繁接触，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很快熟悉起来。
母亲说：我父亲那时已经30出头，但由于个子不高，又长着一张圆脸，所以显得十分年轻。他性格活跃，能言善辩，思维敏捷，注重学习，在师政治部就是有名的小秀才，写起报告总是头头是道，有板有眼。每次到幼儿园参加政治学习，最后总结的时候，都会引经据典，博证旁引，即有说服力，又有鼓动性。母亲原来只晓得他作战勇敢，身经百战，没想到还有一肚子墨水，后来母亲才知道，其实父亲小时候只上过一年半学，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只不过虚心好学，文化水平才有了很大提高。
由于师政治部和幼儿园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每到星期天，老师们就会三五成群地来到师部驻地来逛商店，说起来师部驻地也不过是个只有上千人的村子，一条百十米的主街道，两边有七八家私人开的小买部，虽然大家什么也不买，但对于长时间远离城市的姑娘们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精神享受，逛到中午，便逼着父亲领着到小镇唯一的一家小饭店去“共产”，这恐怕是大家这一天最欢乐的时刻了，而父亲从来都是笑哈哈地答应着，每一次都吃的父亲囊中羞涩，口袋朝天，大家方才大呼过瘾，饭罢就盼着下一个星期天的早点到来。
说起来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千奇百怪，母亲说：之所以看上我父亲，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看到我父亲请客大方，从不迟疑。平时遇到有困难的同志，总是二话不说，掏出身上所以的钱就塞到战友手中。母亲的许多女同事对我父亲的评价是：可以是个好领导，好大哥，好朋友，但不能成为个好丈夫，因为就他那个扶危济贫的脾气，有多少家底也不够折腾的。惟有母亲慧眼识英雄，她认为，这恰恰是父亲性格中最闪光最优秀的一面。母亲说，平时把钱财看得轻，关键时候才有可能为革命事业贡献所有的一切
这一认识成为我母亲和父亲未来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思想基础，也为母亲后来“不会过日子”埋下了伏笔。
母亲和父亲恋爱关系的最终确定是父亲首先提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行伍出身只念过一年半书的父亲，并没有象一般军事干部那样直通通的命令式求爱，而是采用了写信这种最文明的方式委婉地向母亲传递了爱慕之意。
我后来对父亲给母亲写的第一封情书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母亲微微一笑说：“其实那封信写的也很简单；开头一本正经地称耀华同志；然后简单介绍了他苦大仇深的的家庭概况；接着就直截了当地问我母亲是否愿意与他相互帮助；一同革命到底？如果愿意；下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在镇上小饭店请我吃饭；最后是此致敬礼！”
我反复揣摩父亲这封信的文体结构，越琢磨越感到这封信写的实在是妙。写信本身就表明了他尊重知识分子，愿意学习文化的姿态。去掉姓氏不称“余主任”仅称“耀华”，说明希望两人关系比一般同志更亲近一些，后面又紧跟“同志”二字，则是表白此信并无强人所难之意。介绍自己家庭情况，无疑就是告诉母亲他历史清白，根红苗正，为母亲提供了解选择的机会。至于是否愿意一同相互帮助，革命到底，更是步步为营，环环紧逼。这里面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是否愿意建立夫妻伴侣关系，二是是否愿意建立同志战友关系，如果母亲去吃这顿饭，进一步说，可以理解为默认了和父亲建立恋爱关系；如果母亲不去吃这顿饭，退一步讲，就意味着不愿意和父亲一同革命。不和一个根红苗正的军事指挥员一同革命，那岂不是要走向革命的反面的吗？父亲知道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参加革命，无论如何不会答应走向革命反面的。因此，不管母亲同意也罢，反对也罢，这顿饭是一定要去吃的。吃了这顿饭，那可就上船容易下船难了。
于是，父亲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武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调动了他行伍历史中所有可以借鉴的典范战例，将军事指挥艺术高超地运用到恋爱之中，一封寥寥几百字的书信，即表达了真挚强烈的求爱意愿，又融会贯通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战略思想，可以说，从战役打响之初，父亲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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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婚
那天父亲换了身新军装，香皂洗的脸，小分头梳的贼亮，早早就信心百倍地在小饭店等候。中午时分，母亲果然按期赴约了，只不过不是一人而来，而是蜂涌而至。母亲自然也看穿了我父亲在信中耍的鬼把戏，心想，你不是下了套，怕我不来“革命”吗？那我就带领着幼儿园的全体部下一同前来“革命”，将你“共产”到底。
父亲一看傻了眼，但很快就领会了母亲是用意。那天他兴奋异常，热情高涨，唯一感到尴尬的是，没有想到情况有变，战备物质准备不足，身上带的钱不够付帐了，最后还是有备而来的母亲为他解决了困难。这一天午饭，大家吃的十分尽兴，都觉得父亲比任何一次请客都要殷勤周到，只有母亲和父亲彼此心照不宣，知道这次聚餐与以往的意义不同。从此以后，父亲往幼儿园跑的就更勤了。
母亲的幼儿园驻扎的小山村依山傍海；风景宜人；白天树木绿意葱葱；夜晚月光皎洁；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去处。但母亲和父亲当时的恋爱方式却非常革命化，每次约会，都是在母亲的办公室，中间隔着一张长长的条桌，父亲坐一头，母亲坐一头，两人面前都摆着笔记本，母亲汇报工作，父亲就作记录，父亲指导工作，母亲就作记录，很象朝鲜停战时的板门店谈判，一点也不浪漫。
1954初夏的一天，父亲又来到幼儿园，和母亲谈完工作后，父亲说：“师党委已经决定让我的团里任职，今后来的机会可能就少多了，我打了份报告，你看一下，要是没意见，签个字，我们就结婚吧。”
母亲接过申请结婚报告，扫了眼，掏出钢笔，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不久，母亲便和父亲确定了婚期。
然而，母亲的自主婚姻真的是一波三折，历尽坎坷。
就在父亲和母亲买好喜糖，布好新房，准备举行婚礼时，按照程序，政治部对母亲开始进行例行的政治审查。
这一审不要紧，母亲复杂的社会关系把政治部主任吓了一跳，为了慎重起见，政治部专门派出2名干部外出调查母亲的个人历史及其社会关系，并做出决定，在母亲问题没有搞清之前，不允许和我父亲结婚。
解放初期，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和残酷，28军又驻守福建前线，隔海相望的就是做梦都要###的蒋介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母亲要想和前线部队一位管干部的干部结婚，政治上有一点问题组织上也是不会批准的。因此，面对组织的决定，母亲表现的十分坦然，她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俯仰无愧，她坚信，水清石自出，人正不怕影子斜。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审就马拉松式地整整审查了一年。
其实也并非组织上愿意充当无情无义的法海和尚，而是母亲的确有着太多说不清的问题。
出身资本家是问题；我大姨父原是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外交官现在定居美国是问题；我小姑姥爷原是国民党中将高参现在定居香港是问题；我母亲的表姐夫原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高级官员现在定居台湾是问题；我四舅毕业于黄埔军校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官是问题，等等，以及其他一些连母亲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亲戚侨居国外。这许许多多问题放到一起，就连政治部的同志也犯了愁傻了眼。
那时没有对外开放，国内的亲戚还好调查，国外的亲属恐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