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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会，并指派专人回国筹建安徽地方组织。另一个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也将主要骨干成员徐锡麟派到安庆，打入清政府内部，密谋发动武装起义。
在这几股革命力量汇集安庆的背景下，姥爷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于是十七八岁时毅然弃文从武，考入清政府安徽巡警学堂，成为著名革命党人徐锡麟的门徒。自从我姥爷和徐锡麟这个名字连结在一起之后，从此便改变了他一生本应荣华富贵的命运。
一 名门
徐锡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革命党人。他早年游历日本，结识革命志士陶成章，参加了反清组织光复会，回国后，先是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为各地会党培训了大批反清骨干分子。后又遵照陶成章旨意捐得安徽道员，于光绪三十二年赴安庆就任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由于他精明果断，办事干练，深得安徽巡抚恩铭信赖，次年春升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省级警官学校校长职务。在此期间，他利用职权之便，广事交游，秘密组织光复军，亲任首领，另有红颜知己秋瑾任协领，暗中在巡警学堂的学生和驻守安庆的新军官兵中发展革命力量，并与秋瑾约定，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在皖浙两省遥相呼应，同时举行武装起义。
然而，就在起义按部就班地准备过程中，情况突变，由于叛徒告密，安徽巡抚恩铭得知了革命党人要在安庆起义的消息，马上调集兵力，加强了戒备。无奈之下，徐锡麟只好决定提前起事。
光绪三十三年7月6日上午，座落在安庆东北城根百花亭畔的安徽巡警学堂举行学员毕业典礼。八时许，安徽巡抚恩铭等一批地方官员陆续到来。九时整，毕业典礼正式开始，待学生列队入场后，徐锡麟突然转过身子，向恩铭举手行礼，并大声报告道：“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未等惊恐万分的恩铭反应过来，徐锡麟侧身从靴筒里抽出两把手枪，向恩铭连发数弹，恩铭立时受伤倒地。礼堂里顿时乱作一团，魂飞魄散的文武官员纷纷在乱中逃跑。恩铭由于伤势过重，当天晚上便一命呜呼。
战斗打响后，闻讯赶来的大队清军人马立刻包围了巡警学堂。徐锡麟见势危急，带领几十名参加起义的学员冲出学堂大门，直奔安庆军械库，企图夺取库内武器，与清兵决一死战，结果被清军重兵包围在军械库内，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受伤被俘。审讯时他慷慨陈词，挥笔直书，谓“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次日凌晨，徐锡麟英勇就义于安庆东辕门外。死后被清兵残忍地剖腹挖心，炒食净尽，年仅35岁。
母亲后来听我姥姥回忆，姥爷当年以巡警堂学员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惊心动魄载入史册的武装起义。至于他是怎样逃脱了清兵的重重包围和严密搜捕，余良卿膏药店又是因为什么居然没有受到株连，我母亲甚至我姥姥就不得而知了。
我后来分析，姥爷是正式考取在册的巡警学堂学员，又是皖省名门之后，没有注册籍贯是不可能的，清政府要查他的来历是轻而易举的。之所以侥幸逃脱，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毕业的学员众多，而参与起义的学员毕竟只有几十个人，混战之中，没有人发现或者证明我姥爷是否在内。起义失败后，官府肯定要将所有毕业学员的家庭过筛子一般搜查一遍，也许是因为余家在安庆有了一定的势力，再加上及时送上银两，上下打点，方能躲过一劫。
我的这种推断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事发当日，我姥爷便连夜逃离了安庆，数年之后，才悄悄回来，从此再不张狂，不声不响干起了祖上传下的制药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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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门
姥爷这次回来，象换了个人似的，针贬时弊的热情没有了，爱说爱笑的性格改变了，脾气也开始变得古怪暴躁，谁也不敢惹他，稍有不如意，就破口大骂摔东西，因为是长房长子，就连几个叔叔也都怯他三分。三十几岁时又学会了打麻将、抽大烟，后来又养了一个十###岁的姨太太，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但是说来也怪，虽然他每日沉湎酒色，放荡不羁，但到了晚上却又经常换上夜行衣，偷偷摸摸地外出，而且是不走正门翻墙头，像做贼一般，谁也不知道他是和谁在一起，又去做些什么。
我舅舅听人讲，他好象参加的是托派组织，干的是反对国民党政府掉脑袋的事情。这种猜测现在分析起来不无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托派的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安庆人，并且他有许多安庆的亲戚都是托派的重要成员，这说明托派组织在安庆很有影响，大有市场。但我姥爷究竟是否真的就是加入了托派，还是别的什么秘密组织，再没人能够证明，所以至今也是一个谜。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姥爷不甘寂寞的性格并没有因为挫折和岁月的流失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姥爷死于民国11年，也就是公元1932年，具体时间我没有考证，大概是秋末冬初的时候。我想对后人来说，姥爷什么季节去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姥爷的死标志着余良卿老字号发展历程中一段插曲的结束。
我至今想象不出一个曾经满怀报国之志并且舍生忘死、浴血沙场的热血青年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向堕落。
或许是面对革命屡遭挫折，从此悲观失望？或许是见到昔日战友剖腹挖心、尸横遍地吓破了胆？或许是经历了生死磨难，大彻大悟，对党派之争心灰意冷？或许是多年闯荡江湖，结交了黑白两道、三教九流，染上了市井恶习？或许真有着难以言表的苦衷？
总之，姥爷就这样带着后人数不清的疑问，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回忆着姥爷短暂的生命历程，我真的是感慨万千。
人的一生有很多种活法，或荣华富贵，或穷困潦倒，或惊险刺激，或平淡无奇，总是有着规律可循。而象姥爷这样前半世轰轰烈烈，豪情万丈，后半生平平庸庸，碌碌无为，有着如此巨大强烈反差的并不多见。
做为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我猜姥爷一定是死不暝目的。
姥爷与姥姥一样都是死于肺心病，去世时年仅43岁，可谓是英年早逝。
尽管姥爷是余良卿老字号公认的最不成器的一代掌门，然而，他死后享受到的荣誉却出人意料地至高无上、空前绝后。
与姥姥的后事相比，姥爷的丧事当年轰动了整个安庆城，至今80岁以上的安庆老人提及，仍然记犹尤新，津津乐道。
听舅舅讲，姥爷的灵柩总共停放了七七四十九天。每天灵堂前都有雇来的乐队不停地吹奏着曲子，虽然与丧事哀情极不协调，但为了显示阔绰，也就顾不得哀戚了。逢七便请来一大帮和尚、道士超度亡灵，引得看热闹的孩子们到处乱跑，象是赶庙会一般。吊唁的亲朋好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省市军政要员也来了许多，算是给足了余家面子。数不清的花圈黑帐从灵棚里摆到大门外，又从大门外沿着南正街几乎排到南城门根，各式各样挽联上的溢美之词更是五花八门，什么“反清志士”、“革命先驱”等褒奖字眼满天飞舞，似乎当年发生在安庆的武装起义不是徐锡麟而是我姥爷亲自指挥一般。
出大殡那天，整个南正街挤满了送葬的队伍。两个两丈高的鬼形引导开路，接着是32个人抬着的铭旌，然后是一长溜烧纸活，什么金山银山、金童玉女、汽车轮船无奇不有。七寸厚的黑漆楠木棺由48个壮汉吃力地抬着，紧跟着的是一群吹鼓手和念念有词的和尚，最后是乘坐孝眷的车队。我几个舅舅被人掺扶着，痛哭流涕，沿途数不清的路祭都要下跪叩谢，一路上几乎一步一磕头，膝盖和额头磨得血肉模糊。整个吊丧的队伍浩浩荡荡，首尾不见，鼓乐齐鸣，嚎声一片，纸钱飞舞，铭旌高耸，围观的人群比肩继踵，甚是壮观。
母亲那年只有5岁，是姊妹六个中最小的一位，她至今记得，当时姥爷的姨太太搂着她坐在一辆没带遮蓬的马车上，就听见路旁的老太婆抹着眼泪叹气道：“只是可怜了这个女娃，小小的年纪，便没了父亲。”
但是，母亲自己并没觉得可怜，也丝毫没有过分悲戚的感觉。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母亲平时很少见到父亲，即使是父亲在家时，也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从不和她玩耍。可以说，母亲和我姥爷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多少深厚的感情。我后来问母亲，姥爷出殡的那天究竟哭了没有？母亲很肯定地摇摇头。
父亲发丧，女儿竟然没掉一滴眼泪，这种事情说出来令人不可思议，但这件事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就一点也不稀罕了。
母亲是个性格刚强的女人，我从小到大极少见过母亲流泪。我在南昌上小学时，有一次，因为爬铁丝网不小心掉下来摔断了胳膊，年青漂亮的女班主任老师急得直哭，而我母亲没哭，当然我也咬着牙、忍着痛没掉一滴眼泪。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若干年后，我父亲去世时，母亲居然也没流泪，反而在医院十分冷静地哄劝着那些围着她哭成泪人的护士们不要过于悲伤，好象去世的是护士们的父亲而不是她的丈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出走
母亲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
余家自清朝咸丰年间余性庭从桐城余家湾迁移到安庆城里的南正街就没有动过地方，经过上百年的滚动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是家业兴旺，财源滚滚，达到了创业以来的鼎盛时期，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宅院便是富甲一方的显著标志。我母亲那时虽然不到十岁的年纪，但至今仍然对那处阴森森的深宅大院记忆犹新。
母亲家的大院座落在南城门里的南正街西侧，自北向南沿街是一座二层灰色砖瓦结构的小楼和五间青砖黑瓦的平房。一层为排门装置，卸去门板，店堂就全部展开，二楼上住着工人和伙计。通过店堂的侧门，是两个并排的大客厅和一个小客厅，再向里走，由东向西接连并排着四个院子，中间各有5间高大的青砖瓦房，每院的两则是厢房、伙房和偏房，分别住着余家的各房门头。正房左右两边是通向后院的小门，将四个独立的院子串联在一起。最里面又是一座青砖楼房，住着丫环、佣人和奶妈，楼房两侧是熬制膏药的厂房，中间是一个很具江南风情的后花园。
母亲小时候曾经专门数过这所大宅院到底有多少房间，结果到最后也没有数清楚。特别是后院熬药的大车间，我大舅根本就不允许她靠近。这使她始终对这所大宅院怀有一种深深的神秘感和挥之不去的好奇心。
这座迷宫一样的深宅大院居住着余家四世同堂的上百口人，同吃着一个伙房做出来的饭菜，清规戒律也就特别的多。孩子说话不能大声，稍有违犯便会遭来一顿喝斥。再加上祖宗传下的行善助人的规矩，家里便聚集了不少拐弯抹角说不清楚的亲戚和食客。太太小姐公子哥们闲养在大院里饱食终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每日佣人丫环侍候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是陪我姥姥摸牌，说上一堆恭维的话，哄得老太太一乐赏上几个小钱，就是凑在一起东家长、李家短，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