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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10日下午三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九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一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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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节:末日的疯狂(27)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注:同上书,第372页。)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10月12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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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节:末日的疯狂(28)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引者注: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萧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引者注: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萧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四○○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部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二十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10月13日晚大干!
10月13日凌晨一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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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节:末日的疯狂(29)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