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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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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辑部的“内幕”。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寄那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时,其实每一个“为什么”都已经有稿子了。他们组织好多位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写好了化学分册。由于化学老师们写的“为什么”像教科书,曹燕芳不满意,找我重写。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内幕”,也就一个个写下去。编辑部后来大批采用了我的稿子,为此得罪了一批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
  《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初版本共收175个为什么,我写了163个——只有12个“为什么”是别人写的。
  接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约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其他分册撰稿,即天文气象分册、农业分册、生理卫生分册。编辑潘勋照、洪祖年、张伯文向我约稿,我又为这些分册撰稿。我为天文气象分册写了27篇;为农业分册写了89篇;为生理卫生分册写了43篇。
  我是初版本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初版本最初出五卷,共947个“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也是这套书最年轻的一个作者──写这套书时我只二十岁,出书时我只二十一岁。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为什么”,“逼”着我看了大量的参考书。好在北京大学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另外,在写作时,我注意每一篇的写作手法有所不同,这样使我的写作技巧得到了迅速提高。
  我常说:“要喝一杯水,就得挑一缸水。”为了写好一篇“为什么”,往往要查看好几本以至十多本参考书。写了那三百多篇“为什么”,使我的知识范围迅速扩大,织出了一张张横跨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知识之网。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2)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不是像现在版本那样在每篇末署作者名字,而是按写作多少为序,在书前署名。由于我是化学分册和农业分册写得最多的作者,所以在这两册初版本上,我的名字都是排在第一个。
  我小小年纪,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委以重任,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开国元勋”……那时的我,跟读者的年龄相差并不大。正因为这样,如今很多四、五十岁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老读者见到我,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该是个“老爷爷”了——连《十万个为什么》都已四十多“岁”了嘛!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另一“内幕”,是我在前些年跟已经退休了的曹燕芳闲聊时,这才知道的:
  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是按篇算的,每篇十元,而给我却是每篇五元!为什么我的稿费比别人低了一半?
  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是十分荒唐的。据说,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稿费给多了不好,以免出“第二个刘绍棠”! 刘绍棠是中国的“神童作家”,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语文课本里就印着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在1957年,刘绍棠被打成“右派分子”。
  就这样,这部迄今印了两亿一千万册的书,我只在初版时拿到过每篇五元的稿费(后来在1980年、1999年修订再版时发过一回按篇计算的稿费)。台湾作家来访时,知道我是《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以为稿费不少,经我说明后颇为惊讶。因为如果在台湾按版税制计算,印了两亿多册的书的版税,作者一辈子都用不光!
  少年儿童出版社酝酿出版《十万个为什么》,是在1959年。
  我注意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一册的编著者名单中,都有“山边石”其人。后来一打听,原来“山边石”是“三编室”的谐音。《十万个为什么》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编辑的。当时的第三编辑室主任是王国忠。他由于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后来升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上海出版局局长。
  2000年1月15日,我曾经请王国忠回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经过。
  据他回忆:1958年“大跃进”时,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的数量“大跃进”,比往年增加了许多,但是质量大幅度下降。这样,在1959年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少年儿童出版社竟然拿不出像样的书。于是,决心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出点有质量的书。编辑们在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爱问“为什么”,从1959年年底开始,便准备着手编一套问答式的大型自然科学丛书。
  王国忠说,当时,受苏联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也受《科学画报》的“为什么”专栏的启发。
  我说,早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自然科学知识问答》,有点类似《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分子”的葛佩琦。我曾经访问过葛佩琦,他说他原本是学物理的。我也看到过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出版过一本墨绿色封面的小书,书名《一百个为什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3)
王国忠说,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他设想出版一本类似于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但各篇是独立的科学小品。
  当时为了给这套书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编辑们想出二十几个书名,写在第三编辑室的黑板上。最后,大家不约而同选中了《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
  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名,取自英国诗人吉百龄的诗句:
  五千个在哪儿,
  七千个怎么样,
  十万个为什么。
  吉百龄,又译为吉卜林。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诗人,19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百龄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是艺术学校的校长、艺术家,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馆长。在印度的经历,使吉百龄熟悉印度的自然风光和民间传说。后来,他移居美国,开始发表关于印度的《丛林之书》、《丛林之书续集》等作品。
  伊林从吉百龄的诗句中,选用《十万个为什么》作书名——尽管书里的为什么并没有“十万个”。在俄语中,“十万”——“一百个千”,用来形容多。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小书,大约只有五万多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套丛书。
  《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组共五人,即曹燕芳、黄廷元、张伯文、洪祖年、潘勋照。其中主要是曹燕芳,一个人负责数、理、化三册。其余几位在当时是新手。
  在编辑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最初请了一批中学教师撰稿,那些“为什么”写得像教科书,枯燥干巴。于是,编辑们只得推倒重来,物色文笔生动的作者……
  王国忠对我说:
  “你的第一本书稿《碳的一家》,属于化学,所以是由曹燕芳看的。她看了以后,认为不错。她交给我。我也以为文笔很好,就决定采用。问了一下,才知道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自从《碳的一家》出版之后,就看中了你,又约你参加写《科学技术新成就》、《农业科学新成就》以及《揭开科学之谜》等书。同时还约你写《十万个为什么》。你写了化学分册。接着,又约你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分册。”
  我手头有《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版本,上面标明的第一次印数并不多,五千册而已。这表明,《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之初,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
  要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第一次印刷就印了两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五册,从1961年4月开始发行,与广大读者一见面,当即引起轰动效应,成为畅销书,连连加印!
  《人民日报》发表陈原先生的书评,指出:
  “近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讲的是通俗科技知识。书凡五卷,不胫而走,可知人们多么想获得更多的科学常识了。”
  陈原用“不胫而走”四个字来形容《十万个为什么》的畅销,《解放日报》则以书店里“踊跃购买”、图书馆里“出借一空”来形容这套书如何受人欢迎。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各省、市出版社租型翻印,成为当时印刷量最大的畅销书。初版本在短短的两三年间,竟然印行了五百八十多万册!
  幸亏当时还没有盗版。不然,《十万个为什么》的盗版本定然充斥市场。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能够一炮打响?
  这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题目林林总总,来自生活和生产,来自读者身边,读之十分亲切;内容广泛,无所不谈;每篇文章短小精悍,说古道今,趣味盎然。这套书以“大众化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为特色,受到读者欢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是,由于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所以青年读者以至成年人也喜欢这套书。这样,使《十万个为什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还在于“套”字上。《十万个为什么》在策划初版时,就注意到成龙配套的问题。初版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五册。后来,增加了数学、地质地理、动物三册。1962年12月出齐八册。这时,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收1484个“为什么”,105万字。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1)
1962年1月19日,上海《新民晚报》第二版发表记者永义所写的报道《图书的背后》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
  “作者们对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专业知识是精通的,但写法上不一定符合儿童的特点。编辑部就再三讲明要求,多方协助作者。如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编辑部派专人和他谈,帮他修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这位作者一个人就 一百多个题目,成为本书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个。”
  报道中提及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就是我。报道中提及的“这位作者一个人就写了100多个题目”,仅指化学分册,而不是全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诸于报道。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自从《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以后,我几乎很少主动向报刊投稿了,因为很多报刊编辑部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知道了我,纷纷向我约稿。我应付约稿已经忙不过来了。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重要报刊上。我还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我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和《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为了写《十万个为什么》,我曾生了一场大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当时,提出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像金字塔那样,底座很大,在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上“拔尖”。我入学时还是五年制,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型”的底座。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够重的。《十万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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