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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型”的底座。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够重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的“学余创作”。沉重的功课加上繁重的写作，我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况且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连饭都吃不饱。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黄豆，算是“改善生活”了。就连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京大学那天，学生们伙食得以改善，也不过是每人增加一个水煮鸡蛋而已！
我差一点累垮了。我的体质不错，平常很少生病，以病历卡上保持空白为荣。可是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有一回我突然连续发起高烧来，不得不住进北京大学医院。经诊断，我患急性肺炎。一星期后出院，仍咳嗽不已。经医生透视，我因肺炎引发了肺结核。
记得，医生劝我退学休养。我仍坚持上学。我住进了北京大学传染病“隔离”宿舍，那里住着肺结核与肝炎患者。每天清早和病友们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傍晚则做气功。吃饭在专门的隔离食堂，售菜窗口上方分别写着“肺”与“肝”字，意即供肺结核以及肝炎患者的专用。
所幸那时《十万个为什么》已写得差不多。在初版五册出版后，写后面三册时，我就不参与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当我开始恋爱，第一次送给我的爱人的珍贵礼物，便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当我打算从科学研究所“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十万个为什么》帮了大忙：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当来到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接待我的是厂长李资清。李厂长一听说我叫叶永烈，马上就说：“久闻大名——《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我们厂正在把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绍信”了。非常顺利，不久，我就调到了这家电影厂，在那里一口气干了十八年的电影编导工作。
顺便提一笔，在“*”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工农兵批判联络站”的所谓“批判”。
内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我在化学分册初版本中所写的“做豆腐为什么要点卤？”。我在一开头，这么写道：“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可是你如果注意一下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情形，你会发现：人们总是用水把黄豆浸胀，磨成豆浆，然后进行‘点卤’——往豆浆里加入盐卤……”
这一段话，被“上纲上线”，扣上了“污蔑贫下中农”的政治帽子。
其实，那是因为我所看的电影《白毛女》是最初的版本。后来，《白毛女》进行了修改，把杨白劳写成挺身反抗黄世仁，不再是喝盐卤自杀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在“棉花为什么能作炸药？”一文中，说到“经过化学处理，斯斯文文的棉花，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助手，成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被“批判”为“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至于“太阳为什么有黑子？”一文，则被说成“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很大，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也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之一。
如此这般荒唐的“批判”，乃是那荒唐岁月的“拿手好戏”。所谓“工农兵批判《十万个为什么》”，大体上就是这等“水平”！
在上海工作的我，首当其冲。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记得，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家门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都在议论着我这“大毒草”作者……我被“下放”到杭州湾畔的“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在那里，我遇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他们也被送来“改造”。因为我们都是“臭老九”，都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五版（新世纪版）出版的时候，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之邀，为《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举行全国性的签名售书。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沈阳、成都、济南、西安九大城市举行规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使我整天处于飞来飞去的状态。我破例答应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要求，为《十万个为什么》签名售书，是因为我毕竟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着四十年的友谊，我平生第一本书就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多年来，我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诸多帮助。正因为这样，少年儿童出版社打出“王牌”——请我的恩师曹燕芳打电话给我，要我无论如何答应下来，我只得从命了。
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了认真的策划。每到一地，总是在当地最大的新华书店、书城、购书中心拉上红色大横幅，门口挂上彩色大气球，播音员在现场不断地进行鼓动性广播，报社、电视台、电台记者进行现场采访，读者排起了长龙……每一回签名售书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签名售书确实是一项有力的促销手段。在上海，《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签名售书，读者排队长达两公里！在深圳书城，读者的队伍从二楼一直延伸到底楼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在西安市中心钟楼旁“世纪金花”广场，我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签售了近五百套《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相当于六千来册，总码洋达八万多元人民币。这在收入并不太高的西北地区，是难得的销售记录。
在短短四个多月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销售了三十万套，即三百六十万册，总码洋达五千多万人民币！虽然与过去发行一亿册相比，这印数不算很多，但是就当时中国图书市场而言，已经是超级畅销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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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1）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与《十万个为什么》并驾齐驱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
写《十万个为什么》时，我20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时，我21岁。《十万个为什么》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两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正因为这样，有人笑称我是“三亿精神富翁”。
跟《十万个为什么》一帆风顺相比，《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命运则是坎坷崎岖。
我是在写完《十万个为什么》的翌年，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当时虽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并不满足，以为《十万个为什么》是由一篇篇一、两千字的“为什么”短文所组成，我希望向前迈进一步，写更长更大的作品，从科学小品迈进到科学幻想小说。于是，我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稿的书名叫《小灵通的奇遇》。
在写作《小灵通的奇遇》前，1959年初，19岁的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上二年级，写了一本书稿《科学珍闻三百条》。当时，我刚刚走上创作道路，缺乏写作经验，从各报刊及国外杂志中收集了许多科技新成就，共三百条，编成了《科学珍闻三百条》。这本书罗列科技新闻，太枯燥，太乏味，当然遭到退稿。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之中使我熟悉了许多当时的科技新成就、新动态，其中有工业、农业方面，也有医药、交通、通信、宇宙航行等方面的，这为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打下了基础。
由于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在完成《十万个为什么》之后，为了克服《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的缺点，我决定把它写成一本科学幻想小说。我通过一位眼明耳灵、消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进行一番漫游，报导种种未来的新科学、新技术。这样一来，抓住了一根贯串线，把那些一条条孤立的科学珍闻，像一粒粒珍珠用一根线串了起来。另外，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写。1961年秋，我写出了《小灵通的奇遇》一书。
出乎意料，《小灵通的奇遇》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却遭到了退稿。在当时，我想不通，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比《十万个为什么》写得更好。后来才渐渐明白，那时候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之中，正处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中，这样描画未来美好图景、西瓜有桌子那么大的“奇遇记”，不合“时宜”，遭到了退稿。
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本书更加没有希望出版，我也就把它压在箱底，渐渐淡忘了。在“*”中，我作为“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遭到抄家。在抄家时，《小灵通的奇遇》手稿正放在岳母床下的纸箱里，岳母说那箱子是她的，手稿免遭厄运，得以保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2）
浩劫终于过去。1977年10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在出版社附近的长宁区第一中心小学里体验生活，约我给小学生们上一堂科学知识课。讲什么好呢？他们征求了小朋友们的意见，一致要我讲《展望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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