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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侵入中国的西洋列强也在不断给中国人出主意，希望中国依照西洋的模式很快富强起来。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这一年的1月20日，传教士李佳白拜访翁同，2月5日李提摩太又去见张之洞鼓吹变法，2月28日又去见张荫桓，再次讨论大局安危和改革策略。而另一个英国使节欧格讷，不仅对翁同说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而且在这一年的10月末当着恭亲王的面，直率地指出“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甚至直截了当地斥责恭亲王如果有病，精力不济，就赶快退位让贤，请“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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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中国情绪（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甲午乙未之间，沮丧、愤怒、激动的复杂心情，纠缠着相当多关心中国命运的士人，就连皇帝，也心情相当沉重和复杂，在屈辱的和议之后，面对群情汹涌、民怨沸腾，无奈的光绪皇帝有一份上谕给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他抱怨说：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他坦率地说，自己已经处在困局之中，“宵旰彷惶，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大概在历代中国皇帝的谕旨中，这份上谕是相当特殊的，在紫禁城里被天下臣民仰望的天子，能够如此坦率地剖露自己的委屈，也许是很少见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一呼百诺的皇帝，居然有如此屈辱的心情，大概特别令中国臣民感到震惊，而皇上的谕旨里的百般无奈和束手无策，反而更刺激了民间的一种激进情绪，很多人都在这种上下一致的激荡心情中，找到了一种共识，即光绪皇帝在上谕中所说的，“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
在这一年的策试中，受到激烈刺激的光绪皇帝在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的时候，他希望从士子的回答中寻找解救的策略，便把策问的问题集中到了军事上来，追问士人们“孙子练兵，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究极精微，谙求韬略，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再问关于财赋的事情，“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徵？周礼小宰，岁终令群吏致事，郑注若今上计，司会逆群吏之治，听其会计，有引申郑注，受而钩考，可知得失多少，见于何书？”这显然又是临时抱佛脚。练兵、聚财，无非是富国强兵的老思路，其实在中国士人官僚中，早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只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一方面对危机有深刻的认识，但另一方面还都对中国的命运有着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对西方富强之术十分仰慕，但另一方面对中国道德文章还怀有信心，所以希望用这种后来称为“中体西用”的思路来挽救危局。1887年2月，曾纪泽这个最早意识到中国危机的士人曾经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中刊登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虽然也用一个“睡”字承认中国面临的危机，但又列举了中国购买战舰、修筑炮台、保卫属国、抵抗外敌等等，认为是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然而，在不到10年的1895年，当国依然不富，兵还是不强，而东洋人却真的崛起的时候，这种从容和自信的心理崩溃了，人们发现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醒，他们真正醒来，正是在这个令中国人真正感觉到痛彻心脾的1895年，这种苏醒好像不是自然的苏醒，而是被某种惊人的声音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乍一醒来的人，有几分恼怒，几分惊慌，还有几分茫然，就像光绪皇帝的醒悟，就似乎象征着整个中国的一种反应，就是在惊慌失措以后的紧张和焦虑，这种紧张和焦虑的反应，恰恰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现。
彻底改革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激进情绪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曾经是顽固保守的官员、给中国带来压力的洋人、对国家积弱状况并无深切了解但是有切肤体会的平民百姓，以及始终自觉承负着使命的知识阶层，似乎在1895年的刺激中，一下子都成了“改革者”，而改革趋向竟是相当一致的向西转。这一年，王同愈路经杨村，拜见袁敬孙，袁给他看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他觉得这书“深切时务，洞烛利弊，国家诚求富强，舍此奚择哉？”于是作书致缘督同年，并附此书“转达常熟师，进呈黻座。一人独端于上，幡然大改前辙，富强之效，不难速致也”。那个时代，各种大胆的思路都开始出现，而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对于历史的批判，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在这一思想转型的背后，有两种观念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人们思考的基础，一个是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在弱肉强食的现实支持下，在成王败寇的心理刺激下，人们相信世界必然向一个类似于西方列强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一个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人们相信只有民族与国家的强大，才能够与列国一同存在于世界的现代秩序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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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中国情绪（3）
1895年以后，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知识与思想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士人们尤其是大儒，甚至沿海士大夫对西学还有“一种普遍的漠视”，“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1895年以后开始有了极大的转变”，而《万国公报》的言论也表现着这一倾向，“以甲午战争为分野，《万国公报》的言论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以前大多没有超出通商筑路、改革科举的范围，那以后便转向‘不变法不能救中国’”，为了更快地引进新知，当时的人还想到一条捷径，即从善于翻译的日本那里转手引进西学，这条途径由于日本迅速崛起和中国不敌日本，很快被大多数急于求成的人承认。于是，中国在东洋和西洋的两面夹击下，开始走上了越来越急促的不归路。
这一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的名文，题目就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题目同样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给中国选择的出路，只有“富强”，才能应付这种巨大的“世变”，只有应付了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保存民族的血脉不至于香火断绝，为了这种绝对优先的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也是在这一年，他译好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他还没有拿出去印，却在不久就已经不胫而走，陕西味经售书处抢先把它拿去印刷出版，很快就风行一时，特别是一开头的“物竞”、“天择”两词，给处在19世纪末那种难言心境中的中国人，增加了几分紧张，几分焦虑，而结尾处的“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初中国的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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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1）
失去许多改革机遇之后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启动的晚清“新政”，不仅在政治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
“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足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仅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就是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清朝统治者能否驾驭和消化“新政”的有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也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
先拿新军来说，既然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较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各省新军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另外，既然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怀，从而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