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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说得好,“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命”的眷顾,也不过就是舆论导向罢了。按当时流行的“五德始终”学说,汉朝是火德,尚赤色,将取代火德的,则是黄色的土德。因此《太平经》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所以张角自以为“黄天”,而《太平经》又以“甲子为初始”,有除旧布新之意,故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宣传口号。
这个预言,笼罩在中原大地的茫茫苍穹之上。
东晋著名的道士葛洪,给张角的定性是旁门左道——“假托小术,坐在立己,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在他看来,张角既不好好治病,也不研究长生之术,简直是不务正业之至。
然而,葛洪只看见了历史的表象,并没有看见在冥冥中,操纵着历史进程的那些深层因素。他甚至都没有看见,历史正在他身边重演着,只不过是“太平道”变成了“天师道”。
那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二、岁在甲子,天下大吉(1)
“太平道”教众,计划于甲子年三月五日(公元一八四年)起事。
为此,教中重要领袖,大方首领马元义,组织荆、扬二州教众数万人,相约到期会聚于邺城举事。他又数次亲入京师,联系内应的宦官中常侍封、徐奉等人,准备至期内外俱起。
然而事机不密,一八四年的二月间,张角的另外一位弟子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发此事。东汉政府大惊,迅速行动起来,逮捕并车裂了马元义,并任命钩盾令周斌全权负责调查侦破此案,根据唐周报告提供的线索,周斌在洛阳城捕杀了太平道教众千余人。
东汉朝廷并下令冀州地方官员,追捕张角等人。张角闻讯后,自知事机已泄,只得派人星夜四出,通知各方提前举事。太平教众们头裹黄巾为标识,故被当时人称为“黄巾贼”,也有叫做“蛾贼”的。
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中原大地黄巾四起。在“天下大吉”的呼声中,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乱世即将到来。
张角兄弟三人起事于河北,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路黄巾军一时蜂起,焚烧官府,劫掠聚邑,所在州郡失据,长吏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两地的老百姓,甚至把汉朝分封去的诸侯王也抓起来以响应黄巾军。
“太平道”蓄势十余年,一朝爆发,可谓有天崩地裂之势。如果不是内应的中常侍封、徐奉等人已先被捕杀,里应外合之下,东汉王朝恐怕很难再苟延数十年之久。
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汉灵帝即位之初,在宦官们的怂恿下,曾大行诛禁,将朝中的清流人士,或者杀害,或者禁锢。这一事件,史称“党锢”,这标志着汉末宦官势力的抬头,也被认为是东汉朝灭亡的预兆。当时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就说道:“《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鸟爰止,于谁之屋耳!”
奸竖当权,清流止步,汉室是看来是要灭亡了,只是不知道鹿死谁手罢了!
未来那位领袖天下英雄逐鹿的老兄,此时年纪还小,和后来与他在官渡打得死去活来的那位袁绍先生,交情正好。
两个人都是少年,好为游侠,到处惹是生非。人家娶新媳妇,这两个家伙潜入主人园中,半夜里四处大叫:“有偷儿贼!”等闹洞房的人都被他们骗出来之后,这两个家伙就拔出刀子冲进洞房,把人家新媳妇给劫持了。在逃走的途中,慌不择路的袁绍掉进荆棘中,怕疼,不敢挣扎。咱们这位大英雄可真是不得了,就地大呼:“偷儿在此!”追击的人闻声赶来,袁绍大惊,也顾不得疼了,居然一跃而出。于是两个人都顺利逃掉。
大概是因为这事儿,若干年后,他在许昌请大耳贼青梅煮酒,当两个人论及天下英雄时,他会大大咧咧地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那时候年幼的孙仲谋还没走上历史舞台,也难怪这两个人打破头都想不出第三个英雄是谁,只好互相吹捧,自我陶醉一番了事。
这些都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张角起事的时候,这两位英雄正当壮年,然而境遇大不相同:一个是正规军统帅,家世显赫;另一位却只是个卖草鞋的,虽说顶着中山靖王之后的牌子,可还是掩盖不住穷得丁当响的事实。
眼前的黄巾起事,把汉灵帝气得不行。
为什么呢?
从登基起,宦官们就成天在皇帝耳边说“党人”祸国欺君,可如今呢?在皇帝身边的宦官中,就有“太平道”的内应,更让皇帝生气的是,居然连“十常侍”中也有人参与造反!倒是被他们成天诋毁的“党人”,却没听说有一个参与了“太平道”的。这还了得?
当时的政治力量,分为三股:一股是宦官,一股是外戚,一股是党人。宦官已经证明是靠不住了,外戚虽然相对让皇帝放心些,但靠裙带关系谋来的高位,似乎还不能证明有相应的能力——能用的,就只剩下被禁锢的“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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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
所谓“党人”,都是当时一些有名望的清流人士,在朝野之间有很高的号召力。如最重要的“党人”李膺,当时人都以被他接见为荣,称之为“登龙门”;又如张俭,在“党锢”事件发生后,望门投止,四处逃亡,到处都有人肯冒着危险收留他——如孔融一家,竟争着为收留张俭领罪。《后汉书·张俭传》中称:“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在当年“党锢”最高潮时,连大名鼎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都因没能列名为“党人”,感到相当遗憾。
所以此时,皇甫规的侄儿皇甫嵩乘机向灵帝建议解除党禁,中常侍吕强也说:“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灵帝遂在他们的建议下,诏天下解除党禁。这一决定,受到了天下人的拥护,从客观上为东汉政府平息黄巾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解除党禁的之前,东汉政府还诏敕各州郡修备攻守器具,简练器械,于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关隘设置都尉,以拱卫京师洛阳。同时皇帝自己掏腰包筹措军费,并以西园厩马补充部队。
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东汉政府还远没有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三、从颍川到冀州(1)
黄巾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其力量相当分散,主要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等三个地区,其他各部也只局限于本地。这就使得东汉政府有可能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从初期的混乱中回过神来的朝廷,以外戚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统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于都亭,以拱卫洛阳。
以卢植为北中郎将,北上冀州###张角。
以北地太守,沙场宿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与右中郎将朱发五校,并三河骑士及招募精勇四万余人,共同###离洛阳最近,对东汉政权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波才部。
《后汉书》称皇甫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可见皇甫嵩是一位很得军心的统帅。
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四月中,皇甫嵩与朱联合进攻颍川黄巾军。一开始战事并不顺利,朱被波才军击败,皇甫嵩则退保长社。当时汉军兵力薄弱,而波才军声势浩大,皇甫嵩的部下都惶恐不安。
然而黄巾军毕竟缺乏军事经验,随即被皇甫嵩抓住了破绽。他冷静地对部下们说:“战斗的胜负,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兵法之奇变。你们看,黄巾军黄巾军虽然士气旺盛,但波才却缺乏军事常识,竟然在草丛旁建立营寨。如果趁月黑风高,半夜里放上一把火,敌军必定惊乱,这时候纵兵出击,必定获胜。”
于是皇甫嵩命令少数部下点燃火炬登城防守,给波才造成汉军主力忙于守城的假象。暗地里,他却组织精兵悄悄绕出包围圈外,纵火大呼,城中部队也击鼓出战,波才军大乱,四散奔走。这时恰逢被时人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骑都尉曹操奉命率军来援,朱也组织残兵合力围堵败逃的黄巾军,波才军被斩首数万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曹操这位未来的枭雄,第一次面对真实的战争。
东汉朝廷随即以此功封皇甫嵩为都乡侯。而朱却因与宦官有隙,未得封赏。
皇甫嵩、朱乘胜进攻汝南、陈等地的黄巾余部,在阳翟再次击败波才,在西华击败彭脱,其余黄巾余部或投降,或散去,颍川、汝南、陈等三郡都被平定。
皇甫嵩归功于朱,并替他上书求赏,朝廷遂进封朱为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以皇甫嵩军进讨东郡黄巾,朱军进讨南阳黄巾。八月,皇甫嵩军在仓亭一战中击败黄巾军卜已部,生擒卜已,斩首七千余人,随即奉诏北上驰援冀州战场。
这时,冀州战场上战事并不顺利,东汉王朝虽先后派遣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指挥这一战场,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处于僵持中。因此,当皇甫嵩军平定颍川、东郡的黄巾军后,东汉王朝立即将这支主力部队调往冀州,以期打破冀州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冀州黄巾由张角兄弟亲自统率,有二十万之众,是黄巾军中最为强大的战略性力量。卢植进入冀州后,与张角军连续交战多次,斩首万余人,双方僵持于广宗一带。卢植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牢牢牵制住了这支强大的黄巾军,为其他战场的胜利赢得了时间。
然而以皇甫嵩在颍川的辉煌胜利为参照,东汉王朝仍对卢植不满意,派遣小黄门左丰前往冀州前线视察战况。左右劝卢植贿赂左丰,卢植不肯,于是左丰回朝后,向皇帝说坏话,称张角军易破,只是卢植不肯尽心。朝廷听信了左丰的一面之词,将卢植用囚车征送京师,另派东中郎将陇西董卓替代他指挥冀州战场。然而董卓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随即在下曲阳之战中失利,并因此获罪——不过这次小败仗似乎并没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
这年十月,皇甫嵩率军进入冀州巨鹿郡,与人公将军张梁部对峙于广宗。此时张角已经病死,其部队由他的弟弟张梁率领,这支部队人数众多,精锐勇猛,皇甫嵩力战无功,随即闭门拒战。张梁军多是临时招集起来的老百姓,缺乏与正规军对阵的经验,见皇甫嵩闭门拒战,逐渐松懈下来。
三、从颍川到冀州(2)
皇甫嵩在夜间组织好部队,于黎明时分驰突张梁军阵地,双方激战到晡时,张梁军支撑不住,大败。汉军阵斩张梁,击杀黄巾军三万余人,另有五万余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将士家属全部被汉军俘虏,辎重车辆被焚烧三万余辆。汉军破开张角的棺材,将尸体斩首送往洛阳示众。
广宗之战后,皇甫嵩又联合汉军巨鹿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