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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张弘范志得意满之余，在崖山勒石纪功，文曰“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若干年后，有大儒陈白沙先生来游崖山，见此碑文，笑道：“这几个字还说不尽他的功德，待我与他添上一字方休！”于是张弘范的碑文上多了一个“宋”字，变成“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也不算很冤枉张弘范，他原本就是汉人，据说和张世杰还是远房兄弟。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后人游戏文字而已，于历史本身无所更改。
那么多个世纪过去了，虽然连刻字的石头都经不起岁月的风雨，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里被平毁了，但这段悲壮的历史并没有被遗忘。直到我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在课堂上讲什么叫做“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时，还要把这个典故拿出来举例。
然而丹心有尽，青史茫茫，大宋王朝虽然灭亡了，复仇的种子却被播撒四方。
话说当日激战中，张世杰将军手下的战舰纷纷被焚毁或击沉，将士们落入海中，大多溺死，只有少数人逃脱。其中一位来自维扬的年轻战士陈某，和几个同伴侥幸游上了岸。当张弘范在刻石头，文天祥在写史诗，杨皇后在痛哭蹈海，张世杰在苍茫的大海上仰天长叹的时候，这帮饥饿的战士却面对着现实的多的问题，他们正在海滩上四处寻找阵亡者身边的干粮和战死的马肉，用一口破锅累几块石头烧着吃。半夜里，激战后疲惫不堪的陈某在迷迷糊糊中被人用棍子敲醒，拖到一条船上。等他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他在宋军中的老上司。
这个不够勇敢的军官在战斗中投降了，目前不伦不类地跟在元军中。元军统军官本来有令，让把抓到的俘虏统统扔到海里去，但这个好心的军官违规收留了陈某，把他藏在船舱板下，塞了点干粮给他，再不时偷偷透过舱板的缝隙给他滴几滴水喝。然而在狭小的战舰上，这样的秘密是难以保守的，很快被旁人发现。正在这时，一场影响历史的飓风突然袭来了。
这场飓风毁灭了张世杰将军突围的船队，将南宋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埋葬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中。然而，同样是这场飓风，却挽救了另一个人，影响了另一个王朝——传统的历史过分地关注了悲剧英雄张世杰，却忽略了这个貌似不起眼的小人物。这场飓风中，一场悲剧和一场喜剧同时上演。此刻，蝴蝶的翅膀已轻轻扇动，引起的紊流即将干扰历史的进程。
这场飓风相当猛烈，史书称“飓风吹舟，盘旋如转轮，久不能进”，许多船在这场飓风中翻覆，在同一海区的张世杰座舰也未能幸免。陈某所在的船也在风浪中颠簸，船上的人都惶恐不安。收留他的军官知道他会巫术，于是向指挥这只战舰的元军头目建议，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让这个家伙做场法事试试看，没准能有用。于是陈某煞有介事，“仰天叩齿，若指麾鬼神状”，做了一通法事，事有凑巧，风浪随即便平息了。元军头目十分高兴，从此再不提要把他扔进海里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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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崖山之后的中国（2）
舰队返航到达通州，陈某便告辞登岸，辗转回到维扬老家。因为怕被抓去当兵，躲到盱眙津里镇，娶妻生子，靠卖弄巫术，看风水，推年庚八字为生，一直活到十四世纪中叶才去世，享年九十九岁。他没有儿子，一生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季家，小女儿则嫁给邻人朱初一的儿子五四，给他添了一大堆外孙。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等当年的小陈也变成了老陈的时候，他就常常神情凝重地端坐在另一个帝国的夕阳里含饴弄孙，给小孩子们讲那场悲壮而又毫无希望的决战，讲那些忠臣猛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夕阳影中，他用故事把那个逝去王朝的背影拉得好长，好长。正是这些故事，在小外孙朱重八的心中，树立起最初的英雄形象。又过了好些年，朱重八让手下人把自己记忆中的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将这些口述历史变成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让我们得以在好几个世纪后穿越历史去回味当年。
明初大文豪宋濂，做了一篇马屁文章歌颂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战士：“臣濂闻君子之制行，能感于人固难，而能通于神明为尤难。今当患难危急之时，神假梦寐，挟以升舟，非精诚上通于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于斯也。举此推之，则积德之深厚，断可信矣。是宜庆钟圣女，诞育皇上，以启亿万年无疆之基，于乎盛哉！”
然而，像这样的故老遗民，在当时不知有多少！这印证了统计学上的一条规律：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只要试验的样本足够多，就必然会发生。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英雄的身后，正有千百万人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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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河变钞祸根源（1）
元末人陶宗仪的《南？##「肌分校幸皇住蹲硖健沸×睿朗牵骸疤锰么笤樨ㄈā？颖涑龈矗呛旖硗蚯А９俜ɡ模谭ㄖ兀杳裨埂Ｈ顺匀耍虺卧Ｔ糇龉伲僮鲈簦煊尴停г湛闪！弊髡咝彰巡豢煽迹馐仔×钋兄惺北祝诘笔惫阄鞔熬┦σ灾两希巳四艿乐！？/p》那是元帝国末年忧患的缩影，在作者看来，开河与变钞，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黄河中游连下暴雨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年久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到影响。溢出的河水涌入运河河道，又造成运河决口，使济南路、河间路的一些州县遭到水灾。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许多人死亡，侥幸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大都的蒙古贵族们，固然不怎么关心汉民的存亡，但大水灾“坏两淮司盐场，妨国计甚重”，对他们的个人收入造成了影响，这个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干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顺帝遂召集廷臣商议，交通部水运司司长贾鲁（其实是“都漕运使”）到底专业对口，提出了两套具体的修治方案：或“修筑北堤以制横溃”，或开凿黄陵岗一带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权宜之计；后者虽然“功费甚大”，但能够较长时间地解决黄河水患问题。经元廷再三斟酌后，决定取后一案，以求一劳永逸。元王朝这个决定，虽然功泽于后世，却为其本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朝廷以贾鲁为建设部部长兼治黄委员会主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万人，以庐州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黄河流域治河。一时间中原民众扰攘不已。
这就是所谓“开河”。
我们知道，自从秦汉以来，中原帝国一直坚持着“铜本位”制度，主要使用铜钱进行国内贸易，只在对外贸易上，才使用贵金属如金、银等——这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普遍使用贵金属作为通货是有所不同的。元朝自漠北入主中原后，信用来自西方的色目人，以其主管国家财政。这些色目人也就将贵金属金融体系引入了中原。因此元朝不甚铸钱，而以贵金属为主要通货，普遍地使用银两，使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白银黑洞”。
然而中国并不是个大量产银的国家，当时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美洲的主要银产地还没有被纳入文明世界体系，因此当庞大的中国市场骤然改用贵金属银为通货，立即导致了世界性的银荒。对于通货紧缩的危机，元朝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拼命印发纸币。
纸币的印刷和使用，早在北宋朝就有记录了，在印制的技术层面上是相当成熟的。但那时候的人们对现代金融知识缺乏概念，没能真正掌握纸币流通的潜规则，在流通中总是出问题：私人发行吧，信用难以确保；国家发行吧，动辄又把钞票印多了。所以纸币一直不能完全替代金属货币。
到了元末，由于统治阶层挥霍无度，用作货币的贵金属金银等入不敷出，财政也渐趋拮据。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至正十年，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铸造铜钱显然比印刷钞票来得麻烦，所以元王朝趋简避繁，偷工减料，铜钱没铸多少，钞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货志五》称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至于汇率兑换，朝廷规定交钞对宝钞为一比二，等于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贬值了一半，与打劫无异。这还不算，由于交钞印刷毫无节制，很快造成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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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河变钞祸根源（2）
这就是所谓“变钞”。
元王朝这些举措，让失掉了国家、失掉了饭碗，天天在奴役中挣扎的老百姓，怨气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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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神之名
在暴风雨的前夜，天下已不宁静。到处有人在宣称弥勒佛出世、明王出世什么的，并借此发动起义。当时广为传播的，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多元宗教。你可以说它是明教，也可以说它是白莲教，甚至还可以说它是弥勒教什么的。其中既有来源于摩尼教的明暗二宗思想，也有佛教净土宗的多种教义，反正老百姓喜欢听什么它就宣扬什么，常宣扬的是弥勒佛、明王降世除恶。
南方与北方，都有人在利用宣扬这种宗教迷信思想，为改朝换代准备力量。
当时在南方活动的是彭莹玉，这是个神秘的人物，历史上关于他身世和下落的记载，都是很模糊的，他作为多次起义的领袖，却又从来不自居第一把手——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有人怀疑历史上到底是不是有过那么一颗划破天空的流星。传说他是江西袁州人（也有说是湖南浏阳人、江西万载人），十岁入慈化寺为僧，十五岁便以南泉山泉水为人治病，据说疗效显著，当地人事之如神。于是他便借此以行医为名，暗地里传播白莲教，徒众很多。
公元一三三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他和徒弟周子旺在袁州造反，周子旺自称“周王”，还改了年号，聚众五千多人。其徒众都在背心上大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