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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抵抗运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触。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些密谋分子的心理状况：他们之中不止一个人——特别是波比茨——竟开始认为可以用希姆莱代替希特勒！这个看来狂热地效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头子，自己也开始这样考虑，但是一直到最后，他始终耍两面派的手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许多英勇的密谋分子在他手里送了命。
抵抗运动现在在3 个方面进行工作。克莱骚集团为了拟订一个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规划，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讨论。比较现实一些的贝克集团在努力想办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它还在同西方进行接触，以便让民主的盟国得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探询它们将会同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谈判什么样的和约。* 这些接触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进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银行家马尔克斯和雅可布·瓦伦堡会晤。他们是他的老朋友，在伦敦有密切的商务关系和私人关系。在1942年4 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伦堡举行了一次会晤，戈台勒催促他设法同丘吉尔接上头。
密谋分子要求事先从这位首相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盟国就同德国媾和。瓦伦堡回答说，根据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要它作出这样的保证是办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两个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尔摩同英国人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他们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对外关系局成员之一汉斯·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后者是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积极的密谋分子。他们听说英国圣公会契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博士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就赶去见他。波霍弗是化了装，拿着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给他的伪造护照出国的。
两个牧师对主教谈了密谋分子的计划，而且同戈台勒一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后，西方盟国是否将同一个非纳粹政府谈判一个体面的和约。他们要求通过私下的通讯或公开的宣言得到答复。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谋是认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给了他一份领导人名单。这个不慎的行动后来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使得其他许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杀害。
这是盟国所掌握的关于德国内部的反对派及其计划的最权威和最新的材料。6 月间，贝尔主教回到伦敦之后，立即转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但是，1938年曾经为了抗议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艾登，看了这份材料以后，却心存怀疑。因为从慕尼黑事件以来，英国政府曾经从自称是德国密谋分子的人那里得到过类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给予答复。
德国地下组织和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他从1942年11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汉斯·吉斯维乌斯。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派在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当副领事。他经常从柏林到伯尔尼来旅行。前面已经提到，他也是谋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从贝克和戈台勒那里把消息传递给杜勒斯，让他随时了解各种反希特勒计划的发展情况。去访问杜勒斯的其他德国人中间还有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特罗特·佐·索尔兹，后者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谋反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拒绝考虑同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政府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密谋分子们就要转向苏俄。杜勒斯虽然本人表示同情，但无法给予任何保证。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既如此坚持从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决，而在取得这一和平解决之前，对除掉希特勒却又如此踌躇不定，这不免使人们感到奇怪。人们可能以为，如果他们像经常所声述的那样——这无疑是真诚的——把纳粹主义看作一种滔天的罪恶，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新政权。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善良的德国人”中的许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世界，正如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战败后德国的苦难，甚至于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势，都归咎于外部世界一样。
“闪电计划”
1943年2 月，戈台勒在斯德哥尔摩告诉雅可布·瓦伦堡，“他们计划在3 月份发动政变”。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俄国作战的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两人在1 月和2 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元首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 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 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还为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个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的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
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供盟国特务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1943年3 月13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1020］勒还有许多党徒，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3 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团军高级将领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晚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是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元首的飞机立即就要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在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30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1 分钟1 分钟地数着，20分、30分、40分，1 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施拉勃伦道夫后来复述当时情况说］我们都怔住了，想不出失败的原因。我马上给柏林打电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接着特莱斯科夫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震动得很厉害。这次尝试失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将是炸弹被发现，这必然会引起对我们的侦查和一大批紧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弹永远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功夫办这件事情。待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伦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把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他后来叙述说＇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的恐怖心情。勃兰特把炸弹递给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担心它会来一个过时的爆炸。我装得很镇静，不去想我拿着的是个炸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