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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开始他的长篇讲话的时候，先给工业家尝了一点甜头。他说：“私人企业在民主的时代里不可能维持；只有在人民对权威和个人有正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财富物资都是上帝的选民努力的结果？？我们绝不能忘记，任何文化的好处，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用铁拳来传播。”他向企业家们保证，他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恢复国防军。后者同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和伊·格·法本企业这种工业关系特别大，如果重整军备，它们是肯定有好处的。希特勒最后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最后一次选举了。”他并且向他的听众保证：“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决不会有任何让步。”如果他在选举中不能获胜，他也要“以其他手段？？用其他武器”继续执政。戈林所谈的比较联系实际问题，他强调有必要作出“钱财上的牺牲”，“如果企业界认识到，3 月5 日的选举将肯定地是今后10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后100 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他们承担＇ 这种牺牲＇ 一定会容易得多了”。
所有这些话，在场的工业家是听得很明白的，对于讨厌透顶的选举、民主和解除武装将告一结束的诺言，他们的反应很热烈。据蒂森的材料，军火大王克虏伯在1月29 日曾要求兴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这时马上站了起来对总理“给我们看到这么清楚的一幅图景”，代表企业家们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着就开始请他们认捐。他在纽伦堡回忆说：“我募集到了300 万马克。”1933年1 月31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次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元首一起开会时，我们定下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在竞选运动逐步展开的时候，尽管纳粹党当局的挑衅行动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不论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还是社会党的革命。到2 月初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受到了冲锋队打手的捣乱阻挠。
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报纸一次又一次不断被勒令暂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逃脱纳粹恐怖。天主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想要在一次集会上讲话，遭到了褐衫队员的殴打。在另外一次集会上，冲锋队员打伤了好几个人，勃鲁宁不得不要求警察保护。在竞选运动中总＇191＇ 共有51名反纳粹分子被谋杀，纳粹党方面声称他们也有18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一职的重要性现在开始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义上的上级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解除了普鲁士的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纳粹党人，其中大部分是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无情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并且警告说，违令者将受到惩处。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2/3 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无情地完成这项工作，戈林在2 月22日成立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总共5 万人，其中4 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1 万人来自钢盔队。因此，普鲁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纳粹党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没有头脑的德国人才会向这种“警察”要求保护，抵御纳粹恐怖分子。
但是，尽管这种种恐怖，戈培尔、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没有“爆发出来”。要是挑衅的办法不能奏效，难道不能用捏造的办法吗？
2 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他们有些人已转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国。但是地下室里还有成堆的宣传小册子，这就足够让戈林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文件”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的反应，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看来很明显，在3 月5 日举行选举之前，必须找到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惊动一下公众。
国会纵火案
2 月27日晚上，德国4 个最有权势的人分聚在柏林两处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款待总统冯·兴登堡。在郊外戈培尔的家中，总理希特勒来吃便饭。据戈培尔的记载，他们当时没有谈公事，只是听听音乐，聊聊天。“突然，”他后来在日记中说，“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来了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说假话，所以连提也没有向元首提起。”但是在贵族俱乐部进餐的人距离国会却只有一个拐角。
突然［后来巴本写道］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192 ］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把老总统送回家以后就匆匆赶到起火的国会。与此同时，戈培尔（根据他的日记）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假话”又想了一想，觉得有点不妙，打了几个电话以后知道，国会的确起火了。在几秒钟之内，他和元首就“以1 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
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们早到了那里，头上冒汗，嘴里喘气，兴奋得有点失常。据巴本后来说，戈林还赌咒发誓他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1 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
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虽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
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以前在旅馆中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2 月27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很快地沿着原路回到议长府。与此同时，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的头脑愚钝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也偷偷地潜入了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厦，放了几把火。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真是上帝给纳粹党人送来的。他是在几天以前为冲锋队所发现的，他们听到他在一家酒馆里吹牛，说是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中放过火，下一个打算要烧国会了。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有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纵火犯决心要干他们自己决定要干的勾当，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3＇ 但是却有事实为证。放火这个念头，最初肯定是戈培尔和戈林想出来的。当时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纶堡作证说：“最初想到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还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在纽伦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经吹嘘过他的业迹。
在1942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及其艺术价值。我亲耳听到戈林打断大家的话，大声他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说完，他还用他的手掌拍着大腿。* 看来很清楚，范·德·卢勃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他们鼓励他去国会大厦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员干的，当然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后来在莱比锡举行审讯时就确定，这个荷兰傻瓜并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这座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在他潜入大厦以后2 分半钟，中央大厅就剧烈地燃烧起来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衬衫当作引火物。根据专家们在审讯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大量化学品和汽油所引起的。显然，这些东西不可能由一个人带进大厦，这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分身到这么多的地方，放起这么多处的火来。
范·德·卢勃当场被逮，据戈林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当时想立即把范·德·卢勃绞死。第二天，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听说戈林把他株连在内，就自行向警察局投案，几天以后，后来担任了保加利亚总理的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波波夫和泰涅夫被警察局拘押起来。他们后来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结果使得纳粹党人狼狈不堪，特别使戈林狼狈不堪，季米特洛夫自任辩护律师，在一连串的锋利的反洁中，很轻易地使戈林窘相毕露。根据法庭记录，戈林有一次大声向这个保加利亚人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
法官［向警官＇ 把他带下去。
季米特洛夫［被警官带下去＇ ：你害怕我的问题吗，总理先生？* 戈林：等我们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混蛋！
托格勒和这3 个保加利亚人被判无罪释放，但是这个德国共产党领袖却立即被加以“保护性拘留”，终于在第二次大战时瘐死＇194＇ 狱中。范·德·卢勃被判有罪，当即处决。尽管法庭屈从于纳粹当局，但是这次审讯使戈林和纳粹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了。因为希特勒丝毫没有错过时机，已经充分利用了国会纵火案。
在起火后的次日（2 月28日），他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7 项条款。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规定：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此外，这项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由于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到“公认”，也能够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