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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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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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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刘少奇、王光美结婚时合影。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处。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黄峥:我听到许多老同志说,您和少奇同志结婚以后,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以前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经常复发,生活没人照顾,对工作很有影响。后来有您照顾,就好多了。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当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和少奇结婚时,他体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刚结婚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同时兼着为少奇管管报纸、资料什么的,做一些服务性的事。一直到进北平以后,我们搬进了中南海,我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那时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成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同志,还有我,负责人是师哲同志。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很简单,就是一张办公桌,一个很旧的沙发椅,还有一个放文件资料的木箱。他整天埋头写东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开会,我就帮他拾掇,把放得凌乱不堪的报纸改放在木箱上,把文件、材料收拾整齐。没想到少奇回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这样一动,反而搞乱了,我要的东西不见了。他摆放东西虽然乱,可他自己有数,别人一动,就找不着了。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不擅自动他的桌子。少奇的那个木箱,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来不起眼,可他视作宝贝。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个木箱一直带在身边。里面放的什么呢?主要是他历年来写的文章、手稿,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历次提纲和原始手稿,还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版本。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把它认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阳好,仔细晾晒了一遍。以后,保管这批手稿资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几年编辑出版少奇的选集、专题文集,有些就是从这批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我觉得他太忙太累,下决心照顾好他,不要让家里的事和生活琐事影响、干扰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没有一天是晚上12点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里开会,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甚至通宵。散会回来也不能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兴奋睡不着,另一方面还有文件要批。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都是一个习惯,往往要到凌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甚至12点才起床。从毛主席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习惯。形成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工作紧张,急迫事务太多。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往往要后半夜才到,等电报来了再研究决策,会就开得晚了。朱老总年纪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领导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来吃饭没个规律,冷热饥饱瞎凑乎,有时饿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轻时得的胃病就这样老好不了,常犯。结婚以后,这些事我就管起来,让他在饮食方面尽量规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这时炊事员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煮热了给他当夜餐,热乎乎的他还挺爱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少奇经常半夜开会,我一般都等他回来。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们住的地方前面有个打谷场,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散步。可是我们出去总有哨兵跟着。我是学生出身,一开始散步还想挎着他的胳膊。他不让,说:“别这样。那些哨兵都还没有结婚呢!他们看不惯这个。”所以,散步时我俩也就是慢慢走路,说说话。我认识少奇以来,他一直是光头。结婚以后,我劝他把头发留起来,逐渐形成了背头的发式。那时涛涛4岁多,丁丁2岁多。虽然有阿姨带,但我仍尽量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涛涛需要母爱,一开始就叫我妈妈。我外出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我。总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顾少奇。有时他也想照顾我。有一天,他看见我怀孕身体有反应,吃不下饭,忽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个湖南菜。”我说:“你还会做菜?”他说:“年轻时什么都干过。”那天他给我做了个蒸鸡蛋,里面搁了醋。我说:“你这是什么做法?蒸鸡蛋还放醋?”他说:“我们湖南就是这么做的,蒸鸡蛋炒鸡蛋都放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顾我。其实他不是不想照顾我,实在是顾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需要,我问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哪有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点不高兴,说:“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难道生日也要保密?”后来我才了解,他是真的不记得。那么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环境,就是行军打仗,走南闯北,千难万险,他从来也没想过为自己过生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有一年他老家的亲戚来信,向他祝寿,从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阴历10月11日。我通过年历对照表,查出来他的生日是公历1898年11月24日。这以后,少奇在填写有关履历的时候,才准确地填上了这个日子。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贡献等等,了解很少。有次我请求他:“你有空的时候,跟我讲讲你过去的经历,就像讲老故事一样。”他不愿意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过去的功劳再多再大,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后,要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回忆和谈论过去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从西柏坡到香山(1)
黄峥: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1948年4月从陕北到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从9月开始,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一个接一个地打响。为建立新中国政权作准备的工作已经十分紧迫。这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王光美:是的。这段时间少奇同志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就是找各部门和各地来的负责人谈话、交待工作,要不就是埋头写文件。我记得1948年9月上中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食堂吃饭时碰到邓小平同志。在等开饭时,我们有说有笑地玩了会扑克——排列组合。他是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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