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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他说姓王，我脱口而出说：“噢，咱俩同姓。”这下子可能就漏馅了，他们回去就猜测并留意打听我是什么人？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就此开始了。工作组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先期进行“四清”试点的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这样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宣传两个《十条》文件，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干部“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曾请示少奇同志，问他，我下去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讲了两句，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桃园大队，经过发动群众，确实揭露出许多问题：干部多吃多占、打骂群众、赌博成风，贪污盗窃的事也揭发出不少。按照当时的政策，工作队组织有问题的干部向群众检讨、退赔，叫做“洗澡”、“下楼”。春节前夕，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队放假回家过年。我也回北京了。回家后，看到少奇同志和家里一切都好，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少奇同志给我留了一些有关“四清”运动的文件、材料，我都认真地看了。这期间，少奇同志抽时间听我详细汇报了桃园大队“四清”的情况，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在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少奇还提出：“‘四清’和‘五反’以后，要制定出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如，今后干部下去应该如何工作？遵守什么制度？以便于群众监督，保证坚持勤劳、廉洁、朴素的作风。”少奇同志的这个谈话，我当时作了记录，回河北时向省委传达了。后来，少奇同志自己还把河北省委的传达记录报送毛主席审阅。这期间，我在中南海春耦斋舞会上见到毛主席。主席知道我下去参加“四清”，便向我了解情况，问得很细。我讲到一些干部多吃多占等严重现象，主席说：为什么他敢这样？根子在上面。毛主席还提议说：“你下次到南方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我说：“到南方，我就怕话听不懂。”后来，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结束后，又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了一期“四清”。毛主席办公室果然派了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随我一起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有一次在春耦斋舞会上碰见江青。她对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下不去了。你身体好……”说话口气有点酸。我忙说：“你当年在武汉不也下去过吗？我还得向你学习呢！”1964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了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自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我一直努力紧跟。我自己感到比少奇跟得还紧。整个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四清”试点单位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感觉，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桃园大队揭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把问题看得相当严重，认为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不象共产党，烂掉了。我们改组了大队党支部，处分了一些干部。后来证明有些事情是不实的，这就错伤了一些基层干部。但我们在那里没有开过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抓捕过一个人。对撤职的原支部书记，也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桃园大队新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以后，工作组就撤了，只留了少数几个人的巩固小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1964年4月底，我结束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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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桃园经验”（1）
黄峥：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后来影响比较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王光美：1964年五一节前我回到北京。在乡下5个月确实比较辛苦，自我感觉身体有点差，我想休整一段时间再说。要不要再去参加一期“四清”？下一期到哪里？当时都没有具体打算，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总结一个“桃园经验”。之所以后来形成一个“桃园经验”，并且产生那样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64年开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督促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成了全党全国的一项中心政治工作。各省、各中央机关都动起来了，派出了大量工作队。各级领导亲自带头，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我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这样，我在中直机关党委召集的干部会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少奇同志1963年一直忙于国际事务和反修斗争方面的事，对“四清”运动没太管。1964年以后，他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到“四清”运动上来。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少奇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全国“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少奇同志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这样，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少奇同志的一项重要工作。在6月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的时候，6月15、16日，毛主席、少奇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附近，观看了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表演。毛主席兴致很高，对比武表演很赞赏。主席还说，全军要普及“尖子”经验，部队要学会游泳。当晚，主席、少奇同志还一起畅游十三陵水库。罗瑞卿总参谋长负责安排并陪着游。我和郝治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夫人）也下去了，我俩在一起游。下乡后，我的身体差了，体力不行了，游不过郝治平。为了解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准备修改《后十条》，少奇同志决定到一些省市巡视。正好这段时间，各地都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64年6月底，我陪他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抚宁县桃园大队是河北省“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刘子厚、林铁同志便要我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7月5日，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了一次。这次比在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月6日，我们离开天津到济南。山东省委也在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省委的同志已经听说，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报告，便要我在他们的会上也讲一讲。这样，我在山东又讲了一次。讲过之后，当时会上就反映强烈，要求印发书面材料，组织学习。与会同志说是几个没想到：没想到我这样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点，能讲出这么一些经验。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但工作队下去之后，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我的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我的报告。这样，少奇同志就让我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肖风同志帮忙，将我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离开山东，我们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在上海，突然接到中央电话，说毛主席让少奇同志回北京开会。我们赶紧往回走。回去途经郑州停了一下。河南省委的同志也要我讲一讲。于是，我留下作报告，少奇同志先回北京。少奇回北京后，不知怎么中央没有开会。毛主席对少奇说：“大热天你们坐火车一站站跑干吗？不如坐飞机，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在北京待了几天，8月5日少奇同志和我又再次南下。这回去了湖北、湖南、广东。在广州住的时间比较长，8月11日到，20日离开。离开广东以后又去了广西、云南。这接连两次南下，少奇同志主要是和各地的领导同志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阅当地这方面的会议简报、材料，并且在一些省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四清”、“五反”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少奇同志在广州停留，主要是为修改《后十条》。真正具体动手修改的，是田家英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们俩把初稿写出来之后，交给少奇同志。少奇又修改了一遍，加写了一些话。8月16日，少奇同志让田家英同志把《后十条》修改稿带回北京，呈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核。黄峥：这时各大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正在北京开会。田家英同志将修改稿拿到北京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审阅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来习惯称这个文件为《后十条修正草案》。光美同志，“桃园经验”是不是也在这期间形成文字的？王光美：是的。自从我在河北、山东介绍了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以后，南下的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提出要我讲一讲。结果只有在湖北武汉没有讲。王任重同志对我说：“天气太热，饶了你吧！让大家听录音。”不少地方还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说现在下面特别需要这样的经验介绍。我说：“这是口头讲话，没有文字推敲，当文件发出不行。”他说：“就这样好，口语化。”在这之前，周恩来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他给少奇同志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少奇在边上批了一下，说已经有人建议发全文，这个稿子就不要发了。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我再认真修改一下。这样，在广州的那几天，我就关在房间里改这个记录稿。一天晚饭后我在外面散步，###、田家英同志截住我，要我参加他们一起修改《后十条》。我说：“不行不行，我也在忙着改稿子呢！”我把讲话稿改出来后，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去也改了一遍。8月19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少奇同志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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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桃园经验”（2）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