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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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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作所谓“黑帮”、“反动学生”、“牛鬼蛇神”,拉到搭的台子上批斗,给他们戴高帽子、脸上涂墨汁,还搞了罚跪、揪头发、扭打等。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同志得到消息立即赶去,才将混乱状态制止。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上学。她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少奇同志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当时对怎么去还费了一番周折:坐轿车去太显眼,骑自行车吧,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同志和我们家的孩子贺鹏飞、刘涛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贺老总听说后给我搞了辆卡车,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学校。为什么要把自行车带去呢?我是想当天就不回家了,住在学校或学校附近,等了解情况多一点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我没有通知清华大学。到了清华大学,刘涛等把我送到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已经知道我要来,是薄一波同志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叶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我到了工作组办公室,同叶林同志见了面,听他介绍各方面情况。正说着,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取经的同志来汇报,说北大出事了,如何如何乱。我本来打算当天不回家,听到这些,我决定马上回去,回家后把情况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果然,第二天少奇同志就接到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少奇同志对此非常重视。6月20日,经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传阅,少奇同志以中央名义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批转全国。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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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2)
围绕工作组的争论王光美: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这时周总理在出访欧洲几个国家后也回来了。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黄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7月26日中央正式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文件,并决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王光美:这次大会组织了上万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指名要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到会,却不让工作组的同志来。李雪峰同志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先讲话,少奇、恩来同志也讲了话。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他还讲到要保护少数,并且举了毛主席说过的清华大学那个学生的例子。自从毛主席对工作组问题表态以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特别活跃,利用各种机会到学生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有些话是讲得很出格、很不正常的。我把这些情况跟少奇同志讲了。少奇听后说:“他们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作法,主席迟早会批评他们的”。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周恩来总理约我谈话,是要我上他家谈的。总理要我准备去清华大学工作组参加总结和检查。总理说:“你检查时不要牵连别人。”意思是不要牵连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我说:“检查可以,但现在上纲太高了。”总理听了一楞:这跟“上钢”有什么关系?他以为我是说上海钢铁厂呢!谈完话,总理留我在他家吃了饭。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作好了去清华大学检查的准备。可后来总理又通知我:不要离开中南海。这段时间,总理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问题先后找我谈过几次。有一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汇报,我也参加了。正开着会,有人给总理送来一个急件,是关于西北地区造反派要将一些老干部当叛徒揪出来的情况。总理把这份急件给我传阅了。
  

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黄峥: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请您谈谈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王光美: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当天没有拿出来,大家都不知道。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外交部的原定安排,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这时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过五六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惟一的副主席。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黑帮”、“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的鼓动下,红卫兵纷纷杀向社会,揪斗领导干部和知识界的名人,随意打人、抄家,毁坏文物古迹。正象林彪说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1966年秋,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小小在中南海福禄居。
  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平平和源源在吃饭时,又说起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少奇一听,当时就说:“你们不要去。”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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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岁月(1)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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