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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另眼相看，故穆彰阿竭力扶持曾国藩，其意在此。曾氏则从中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为人之法、处世之方，益莫大焉。因此，他把这条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作为金针渡给自己的弟弟，要诸弟坚信，〃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告诫他们〃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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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五唱朝阳（2）
与此同时，在京为官的曾国藩对远道千里从家乡湖南赶赴京城的读书人一概以礼相待，尽心资助，乐为善事，热心公益活动。他自己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当时曾国藩参加完散馆考试，就得了肺病。一病三个月，孤苦伶仃独自一人待在京城，幸好一个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守在身边照料，又巧遇名医，得以死里回生。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岷樵，包做挽联曾涤生。〃此话虽为调侃，但从中也看到曾国藩的用心。给人做挽联，说起来是大材小用，一般心气高的士人不屑为之。殊不知，对于那些家有丧事的人家看来，此却是天大的人情，不能不铭记一生的。这些都可算做〃进德〃之列，为曾国藩在士林中获得较高的清望打下了基础。
修业一途，曾国藩尤为看重。〃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每天坚持用楷书写日记，每天读史十页，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从不间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恒心。他自己后来总结道：〃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心得在今世仍然可资为金玉良言，座右之铭。
读书之余，曾氏又勤于作诗作文。诗文工夫到了他颇为狂妄自信、目无余子的地步。他说：〃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然而，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就此沾沾自喜，而是从中探究到了作诗的门径，为学之要领。正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修业之法，为他奠定了后世桐城派古文的开新者。
故有此二途，使得曾国藩不同于一般的科举制下死读经书而不知变通与运用的读书人。曾国藩同样饱读儒家诗书、朱子理学全书，成为晚清一代有名的大儒。然而，他能把这些看似迂腐无用的儒家诗书在日常生活中、在半生军旅中发挥出天大的作用。
这种学问，后世称之为经世之学。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间，曾国藩先后14次上皇帝奏折，其中五道进言疏都是直接针对国计民生的。有谈人才培养三法的《应诏陈言疏》，有备陈民间三大疾苦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有规范货币体制的《平银价疏》，有议论兵事的《议汰兵疏》，更有敢冒风险直言皇帝三大流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尤其是最后一折，引来皇帝龙颜大怒，顿起杀机，幸得大臣相劝为之开脱才幸免。
这最后一件折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呢？
从折子的题目来看，似乎是以歌颂〃圣德三端〃为主，顺带提醒皇帝要预防流弊。而从折子的内容来看，却正好翻了过来，〃圣德三端〃只是一笔带过或者说是虚晃一枪，落脚点却在后面的〃流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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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五唱朝阳（3）
到底是哪三端圣德呢？其一为〃敬慎之美德〃：〃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其二为〃好古之美德〃：〃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其三为〃广大之美德〃：〃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听好话、赞美之话，皇帝自然不例外。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单纯看曾国藩所说的这三德，皇帝岂有不欣喜之理，又何至于起杀机呢？难道这皇帝不想听阿谀奉承的话？
非也！上面说过，此三德只不过是曾国藩虚晃一枪，为后面他要讲的预防流弊张目。接下来，他在每讲一圣德的下面，笔锋一转，便大谈流弊。
与这三圣德相对应的恰恰就是三流弊。如在〃敬慎之美德〃后，笔锋一转便成了〃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在〃好古之美德〃后，一转而为〃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在〃广大之美德〃后，一转而成〃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至此，方明白，原来曾国藩所要讲的恰恰是美德之反面〃流弊〃，直接指责当今皇帝所存在的三大流弊，这真是胆大包天了。就这一奏折，唐浩明先生指出曾国藩行文的五个特点：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越职代言、词锋峻利。细察起来，只有最后一点〃词锋峻利〃比较中肯。
说他指责过头是不当的。在三大流弊的帽子下，曾国藩确实列举了这位登基才15个月的新皇帝在用人行政上的13处失误，而尤其是广西用兵不妥的大问题。这难道不是流弊，不值得指责吗？须知历来大错都是小错铸成，才做皇帝就出现这么多问题，此时不指出更待何时？
说他借题发挥也不当。〃好古〃固然可以视为一种美德，但问题是〃好古〃的实质。奏折中所说新皇帝的〃好古〃一是好读古书，一是好效仿古人娱乐。这本也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皇帝太好古了，便必然耽误〃时务〃，舍时务而好古，不是〃徒尚文饰〃又是什么？以至于年纪轻轻，才21岁的小伙子便要出诗文集了，这不是好尚文饰又是什么？怎么算得上是借题发挥呢？说得好听一点是尚文饰，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好浮华，形式主义，自古以来，这样的皇帝有几个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说他小题大做同样不当。把皇帝的〃骄矜之气〃说成是皇帝个人心性方面的特征，固然不错，但心性方面的问题弄得不好就是大问题，心性好〃广大〃，就容易滋生好大喜功的毛病，就会养成〃骄矜之气〃，怎么说没有关联呢？皇帝倘若心性不端不正，又如何引导国家又端且正呢？俗话说，治国无小事，更何况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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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五唱朝阳（4）
说他越职代言仍然不当。清朝有专司谏议皇帝的官员，但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事务而言。但超出了具体事务之外，涉及到皇帝的流弊之时，任何一个朝廷要员都有权力讲话的。皇帝出书既是小事又是大事，一旦形成事实，举国上下会群起效尤，到那时社会风气会好到哪里去呢？这样的事，皇帝的师傅固然可以管，但大臣就不能管吗？
应该说，这一折贵就贵在词锋峻利上。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都是些小事，不值一提，但在曾国藩看来，却是影响国家政治的大事，不可不说。正是这样，若不词锋峻利，就只能流于隔靴搔痒，不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徒劳而无功了。
果然，此折一上，不仅皇帝震动，朝廷上下也都震动了。面对年青气盛、恼怒万分的皇帝，有个叫祁隽藻的大学士和一个叫季芝昌的左都御史立即上书替曾氏求情。这个祁隽藻后面还会提到。在这里，他为曾国藩讲了不少好话，而后来，又是他在皇帝面前说了一番〃匹夫登高〃的话，害得曾氏到手的湖北巡抚只当了几天。
此五折，不仅体现一个读书人所应有的良知和经世济国之才、犯颜直谏之胆，更重要的是为他赢得了〃忠直敢言〃和〃关心民瘼〃等美名，这几道奏疏很快就传遍天下，为曾国藩奠定了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当时写诗赞美道：
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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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英雄慧眼（1）
英雄慧眼
三国时期的曹操会用人，世有公认。然则曹操只会用人，深谙用人之道，却不会识人。换句话说，曹操只会用一些大家公认有才能的人，他的所谓〃知人善任〃，大都借助于清议（大家公认的人物）或别人的荐举。比如在关东义兵起而讨伐董卓之时，刘关张三人均随公孙瓒一起参加了这件大事。曹操也在其间，但看着这三位英雄，曹操却不识货。偏偏等到要〃青梅煮酒〃之时，方才称刘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样说，有的人认为正是曹操会识人之处。其实不然，当时刘备己经被皇帝尊为皇叔，世人皆知，加之他与刘备同朝为官，多有交往，方知此人有英雄气，将来必为大患。借〃青梅煮酒〃不是称赞或者收买刘备，而是在试探。这算不得曹操会识人。同样，在军前，曹操己识关羽，却也不识其为英雄，直到后来趁关羽打了败仗，才欲结其心，多方收买。曹操身边的谋士、大将都不是曹操识人识出来的，要么是久闻某某名气很大，想招他过来，要么是这些人自己找上门来，或者别人推荐过来。如荀彧是从袁绍帐前投诚过来的，荀攸、钟繇、郭嘉是荀彧推荐过来的，特别是郭嘉，是曹操一生中最得力的谋士，此人也是从袁绍处投诚过来的。许攸也是如此。曹操肯听他们的计策，并不是因为曹操会看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太大，故而相信。曹操自己发现的谋士或将领倒很难数得出一两个。最为典型的还有陈宫，此人是个颇有份量的智谋之士，当初放弃县令不做，跟随曹操逃亡，可曹操并不识此人的能量，眼睁睁看着这位奇才离自己而去。结果正是这位曾跟自己有过交情的陈宫，使曹操吃尽了苦头。类似的事情太多，不必多举。
而曾国藩却不一样。曾国藩不仅会用人，深通用人之道，而且会识人。在此方面要比曹操高出几筹。先不说别的，光是从他所拜的名师就可以看出，唐鉴、倭仁、穆彰阿等这些上文都有过交代的人物，都既有实学又是皇帝身边的重臣，曾国藩选择他们为师，就是一种不凡的眼光，事实上，也正是他们成就了曾国藩。
曾国藩善识人的例子很多，这里略举几例。
一是识江忠源。他是湖南新宁人，字岷樵。道光二十四年以举人身份进京科考，没有中试，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前来拜访曾国藩。这样一个举人身份的人，曾国藩见得多了。据载，江任侠，不拘小节，在曾国藩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官僚面前也毫无顾忌。不想，曾国藩却识得此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初次相见，即谈笑甚欢。他的门生黎庶昌所编的《曾国藩年谱》里记载有这样一段话：
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曾国藩）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乍一见面，即预料别人必将建立功名，而且又会死于节义，不光是听者不信，就是江忠源本人要是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当是时，谁也无法预料到会有太平天国这种战事发生，此时离太平天国造反尚有数年之遥。若干年后，曾国藩的这番预言竟然都一一应验。
再举一例。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