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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较快解决问题，我直接拜会南斯拉夫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我对内务部长说，当此西方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南联盟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时候，中国人来到南斯拉夫，带来了资金，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部分满足了居民需求，也增加了南斯拉夫人就业机会，帮助了老百姓渡过难关。应该说，这些中国人对活跃南斯拉夫经济，为其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南方应当对他们表示欢迎，应当给他们延长居留登记并简化手续，而不应当采取排斥的态度。尤其对在南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给予较长的居留期。斯托伊利科维奇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并直接道出了南斯拉夫人的担忧。他说，你们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13亿人口，而南斯拉夫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总共1000万人口，他们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把南斯拉夫淹没了。最后，他还是答应对在南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放宽登记期限，简化手续。我记得那一次还就一个被拘留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涉。这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看到迎面来了警察，拔腿就跑。警察把他抓住，投入监狱。此人在南联盟合法居住，那一天他身上没带护照，怕警察找麻烦，想逃之夭夭。这使警方怀疑他是犯罪分子，严拘不放。内务部长答应进行调查，如确是守法逗留，将予释放。后来这位中国公民获释，他的妻子为了表示感谢，在我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时，给使馆献了花篮。
提起南联盟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一段故事。可能因为他掌管内务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清剿由他负责，所以北约宣布他是南联盟的五个战犯之一。我曾请他到位于多瑙河上的中国饭店做客，他应邀前来，戒备甚严。事先他派警察把守通往饭店的路口，河上也派出小艇巡逻。当然，饭店里除了他的同事外，没有其他宾客。席间，我同他谈的仍是华人在南的处境问题。他酒量不错，言谈也挺豪爽。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总统下台，他自然也被撤换。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和北约向南斯拉夫新政权追索战犯。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称，2001年5月南联盟总统科什图尼察访美后，曾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许诺在议会通过《与海牙法庭合作法》，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美国国会穷追不舍，将2002年3月31日定为最后期限，要南方把5名战犯和其他10名嫌犯送交海牙法庭，否则将冻结4000多万美元的援款。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几小时，塞尔维亚政府对4人（米洛舍维奇此前已引渡到海牙）下达了逮捕令。此后，塞尔维亚议会上下两院先后通过了《与海牙法庭合作法》。根据这项法律，所有在南境内的已受到海牙法庭指控的战犯嫌疑人都在引渡之列。4月11日，就在《与海牙法庭合作法》刚刚在公民院通过之际，斯托伊利科维奇在议会大厦前举枪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书归正传。在这场战争风暴来临前夕，有的华人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做法，离开南斯拉夫回国，或者到邻国暂避。但这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华人留下来，观察风色。大家开始时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延续多长时间，刹那间雨过天晴，大家可以照常做生意。
在这一非常时期，信息非常重要。绝大部分华人不懂塞尔维亚语，听不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对时局很不了解。为了让华人了解情况，我馆多次举行吹风会。第一次吹风会由我主讲，第二次由武官和研究室主任主讲，出席的人非常踊跃，大厅和走廊都挤满了人。使馆印发了南斯拉夫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防空袭知识等材料，领事部还开设了一条热线服务电话，由使馆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负责，24小时开机，随时向华人提供咨询。由于询问电话接连不断，张存良同志睡眠不足，嗓子都嘶哑了。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使馆向驻南华人提出了六点可行性建议和准备撤离的具体计划，就有关问题请示国内，并请我国驻南斯拉夫邻国使馆予以协助。
华人安全牵动人心（2）
在北约开始空袭的第二天，使馆领事部刚一开门，立即涌进三百多华人。他们急切要求使馆提供撤离到第三国的证明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平时我馆领事部只有一人主持工作，一名编外协助，此时编外同志已撤离到驻罗马尼亚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来找我商量，我决定抽调研究室、办公室、文化处、武官处所有能抽出的人都到领事部协助工作，甚至临时寄居使馆的两位记者夫人也赶去帮忙。大家当天废寝忘食，一天开出五百多份证明。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已经闭馆，无法取得签证，又重新为他们办理撤往周边国家的证明。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来办证和寻求各种帮助的人络绎不绝。
南斯拉夫形势恶化，人们的脸上布满阴霾，华人的情绪也普遍波动。有的人把压抑的情绪到使馆宣泄，大发脾气，事后又赔礼道歉。个别人造谣说，国内要派飞机接使馆人员撤离，不管华人了，甚至煽动其他华人届时截飞机，占领使馆。领事部及时摸清情况，对造谣煽动者进行批评教育，公开表明态度，我们不会撤馆，也不会丢下华人不管。大多数华人表示，只要使馆在，我们就放心了。
北约轰炸不断加紧，战争没有穷期，要求离开南斯拉夫的华人越来越多。但是，离开南联盟的通道却不多。北面邻国匈牙利已加入北约，同南塞已是敌对国家，往来虽未断绝，但盘查甚严，一般很难拿到签证。克罗地亚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挣脱了南塞，两国反目成仇，华人由南塞转移到克罗地亚也很困难。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成为这场战争的前线，过境相当困难和危险。这样，只有向东，经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撤离。经请示国内，决定开辟罗马尼亚通道，把华人送出南斯拉夫国境后，由我驻罗马尼亚使馆接应，有的在罗马尼亚暂避，有的经布加勒斯特乘班机回国。
使馆向旅南华人发出通知，要去罗马尼亚暂避或经罗回国的人到使馆领事部登记。使馆门庭若市，往来登记注册的人摩肩接踵。使馆几乎动员全馆力量接待来馆华人，审查证件，逐一编号，输入电脑，解答问题。使馆人员组成一条工作流水线，快速而有条不紊地做好华人撤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我把使馆有关人士多次召集在一起，详细研讨华人撤离方案，抓好每一个关键环节，防止出现任何疏漏。这样大规模地集体撤离，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交通工具。登记离开的约四百余人，使馆没有那么多车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想出了办法，因为南斯拉夫机场封闭，已无飞机起降，运送乘客的机场大轿车闲置，使馆租了十辆，运输问题迎刃而解。但是，这样大的车队，是很显眼的目标，如果遇到北约轰炸，可能酿成惨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防万一，我们同比利时驻南斯拉夫使馆交涉，请其通知北约，同时我馆报请国内，也请国内同北约相应部门打招呼，要北约不要轰炸我撤离车队。此外，我旅南公民出境，还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出境检查；二是携带外币。按照南方的惯例和规定，对我公民出境要逐个检验。三四百人的队伍，通关就需要很长时间。于是我请李银堂参赞去内务部交涉，内务部答应免检放行。按南斯拉夫规定，外国人出境，只能携出500第纳尔，还不到50美元，这不够一个人在罗马尼亚两天的费用，我只得出面同南方交涉。起初我到南斯拉夫财政部、银行交涉，不得要领，未解决问题，后来我找南斯拉夫海关关长交涉。海关关长是米洛舍维奇的朋友，我和他以前未曾谋面。我们一见如故，他爽快地答应，出境华人可随意带出自己的外汇，不限多少，只是不能为他人携带。至此，旅南华人出境的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前，我同海关关长还有过一次未曾谋面的交往。有一次我和同事们到一位南斯拉夫朋友家做客，我乘坐的奔驰300被强盗抢走，司机被打伤。南斯拉夫朋友考虑我暂时无车可乘，送我一辆奥迪A8型车暂用。这次和他见面，才知道是海关送我暂用。我表示感谢，问及何时还车，他说，这辆车我要用多久就用多久。后来，我离开南斯拉夫时，曾去拜会他，向他道别。他送我一支南斯拉夫制造的猎枪，十分精致，还带有持枪证。如同我收到的其他礼品一样，我把这支猎枪交给了使馆。至于那辆车，在北约轰炸使馆时竟然没有受损，在危难时刻成了我及我馆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我离任后，我的继任者继续使用。后来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人告诉我，这辆车竟在大使官邸的院里被窃，随后发现在去克罗地亚的公路上被撞毁。这辆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不得而知，也使这辆车笼罩上神秘的色彩。
4月3日清晨，使馆院里聚集了很多华人，这是旅南华人出发赴罗马尼亚的日子。他们带着行李，携着家眷，行色匆匆。我和他们一一道别，祝他们一路平安。此刻，我打量着他们的表情，感到他们的内心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在北约高密度的轰炸中离开南斯拉夫国土，会感到某种轻松，但离开后是否有机会重返，这里尚有未了的事宜，没处理完的货物，没有挖掘的商机，仍留下几分思念，几缕眷恋。当天乘车离开的总共是211人，登记的四五百人中，仍有一部分选择留下。使馆参赞、办公室主任、领事部负责人及副武官等人同他们一起乘车，护送他们直到罗马尼亚境内，同前来接洽的我驻罗使馆人员交接，做好相应的安排后，才返回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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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安全牵动人心（3）
我记得，一位姓张的自费留学生的父亲打电话给使馆，说他的女儿在南自费留学，要使馆关照他的孩子，想办法让她回国。我特地关照领事官员打电话给她，要她来馆登记，届时关照她安全离开。后来她安全回到北京，她母亲到机场接她。我有幸看到记者的相关报道：“亲人重逢，相拥相泣，其情其景，格外感人。”这位女学生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打仗多好！”
据了解，转移到罗马尼亚的211人中，120人乘罗航回国，12人买了俄航机票取道莫斯科回国。其余的人因为有大量货物在南斯拉夫未及处理，留在罗马尼亚静观事态发展，期待战争早日结束，以便重返南斯拉夫做生意。
一些华人回国后，给使馆发来感谢信或感谢电。他们说，使馆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周到的安排，将我们安全送回国内，而你们却仍留在生死不测之地，为祖国、为人民忘我地工作着，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是的，使馆人员在震天的轰炸中，在隆隆的炮火中生活着，工作着，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心里装着两个神圣的字眼：祖国。
我记起我国香港诗人犁青的《初入国门》一诗中的几句：
祖国的土地
处处景色新
一张脸孔
全都是亲人
孩子对母亲
有万句话要说
但是说不出
泪在串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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