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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起我国香港诗人犁青的《初入国门》一诗中的几句：
祖国的土地
处处景色新
一张脸孔
全都是亲人
孩子对母亲
有万句话要说
但是说不出
泪在串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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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间接轰炸，是直接轰炸
北约公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如此突如其来，似晴天霹雳，如五雷轰顶……
这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
5月7日，星期五，黑色的星期五。
入夜，断电，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
我记得那晚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辰狡黠地眨着眼睛。晚上8时，照例拉响了空袭警报。整个城市一片死寂。
为了保障同国内联系，为了工作需要，使馆利用备用发电机发电。因为发电机功率不大，不能给全馆供电，为方便大家，特意给俱乐部供电。大约11时15分，有关部门完成了工作，为节省柴油，关掉了发电机，使馆也陷入了一片黑暗。
使馆的俱乐部设在半地下室的食堂里。这里平时是餐厅，到晚上和节日，就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所谓半地下室，就是窗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每逢周末，使馆同志们到这号称俱乐部的地下大厅里休息、娱乐。有的打台球，有的玩牌，有的下棋，有的玩麻将。尤其在断电的日子里，使馆发电机为俱乐部供电，来这里的当然很多。当晚，俱乐部里聚集了约二十余人。当大家玩兴正浓时，灯光突然熄灭了。大家用手电照亮，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我。他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吗关掉发电机？”这时，又有几个同志围出来，等待我的决定。我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15分，考虑到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觉，感到身心疲惫，我就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我说完，大家又聊了几句，纷纷散去。有的同志回到宿舍准备休息，有的在走廊里聊天。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就回到大使官邸，点上一根蜡烛，坐在床上，秉烛看书。我平时注意倾听大家意见，照顾同志们的合理要求，而那天晚上，万幸我没有让有关同志重新开动发动机，没有让大家继续回俱乐部消遣，大家分散到使馆的各个方位。否则，会酿成怎样的惨剧啊！
午夜，大约11时45分，一场震惊世界、亘古未闻的浩劫发生了。
忽然一声巨响。响声有多大，多少分贝，我不知道。总之，这么大的动静，我从没听见过。究竟是几声巨响，有人说两声，有人说三声，而我听到的几乎就是一声巨响。这响动，似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二层楼的官邸都摇晃起来。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来，里里外外的门都被甩到外面，天花板下坠，墙皮脱落，屋子里的灯具破碎，玻璃横飞。碎玻璃、混凝土块，稀里哗啦地打到床上、沙发上，我在床上被颠起来。住在楼下的厨师老王从床上颠到床下，慌忙中他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他总觉得不舒服，回到北京后一检查，发现摔断了三根肋骨。
当时，闪过我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北约轰炸了我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这可能是对使馆的“间接轰炸”。同使馆毗邻的电力设计院，是南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很可能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
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了手电，拔脚向外走。这时，我回头一看，蜡烛尚未熄灭。我回身吹灭了蜡烛。门框两边的墙已经塌了下来，我只得从缝隙中钻出来。到了外边一看，坏了，被炸的不是邻居，而是我们的使馆！这是“直接轰炸”！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烈火熊熊。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整个草坪已经堆满了废墟，小小的水泥道埋没在残砖碎瓦里。使馆刚刚运来的供食堂使用的五个大煤气罐也随之爆炸，外壳散落在使馆的院子里，有的挂在使馆周围的栅栏上，有的竟飞到了围墙外。我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北约竟然轰炸了我们的使馆！
这时，有些同志已经从大楼里跑出来。大楼里四处起火，浓烟弥漫，楼梯遭到破坏。天花板，墙壁上，钢筋、铁丝、各种建筑材料密密麻麻地垂挂下来。这些从楼里出来的人都没睡下。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攀着铁索，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借着火光，从窗口跳出来。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大约七八个人。
我站在使馆大楼前，透过冒烟的窗口，看见楼里使馆的同志们在寻找出路。我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也担心在慌乱中同志们从楼上往下跳，或者采取其他鲁莽的行动，造成无谓的伤亡。于是，我在楼下高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要镇静！”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1）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是同志的安全，是不使国家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啊！
负责使馆重要资财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一个睡在五层的值班室，一个睡在四层的宿舍。小王透过烟尘，借助火光，从五楼下到四楼。这时，小郑正从寝室出来。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小郑已经受伤，脸上淌着血。有人这时遇到他们，急忙问：“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小王回答说：“有事，咱们是干这一行的。”他们从五层拿起四箱国家重要资财，冒烟突火往下走。楼梯被阻断，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三楼。使馆事先做了各种应急准备，这四箱重要的东西事先已准备好。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可以拿起来立即转移。他们知道，这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住在四层的王辅国在沙发背后睡觉。他刚躺下，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右边的墙壁没有了，左边的墙壁也没有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到了三层，无法再往下走，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一个年轻同志的房间，在下楼的时候，他的脚部剐伤。
在三层，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窗下二层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急中生智，有人提议把一条条的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塑料窗帘不好打结，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防止脱扣。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层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首先从三楼系下来的是四箱国家重要资财，接着是保护这批资财的两个人：小王和小郑。他们寸步不离地守卫着他们的使命——那一批国家资财。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我们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保护国家资财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
紧接着，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层。一等秘书曹荣飞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把他送上软梯，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他满脸是血。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我们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我当时想让他帮我清点人数，但看到他脚一瘸一拐，难以走动，也把他送上救护车。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资财，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有人把我拉到后面。不行啊，我们的同志还在危险之中，我又冲到前面，尽快抢救出同志们，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职责，刻不容缓……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第二条自救通道。他们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体态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来。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这位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我答说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的同志。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焦急。部领导告诉我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询问相关情况，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我记得，我向部领导说是巡航导弹，同志们告诉我，是三颗导弹。当时，我确实不清楚，究竟是几颗炸弹，因为当时没法逐一查看，更不知炸弹是什么型号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后来的事……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2）
南斯拉夫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轰炸使馆造成断电，使馆大门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事先，使馆办公室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使馆办公室的董健同志钻进大楼，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
在使馆大楼五层的几位同志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援而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