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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梁栋被排挤出宫，任苏杭织造，时间不长又调回京师。定逆案时被判革职放回原籍，可能是在拘押期间死掉了。
这五员大将，各有其长，魏忠贤得了他们，如虎添翼。本来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不许宦官学文化，就是怕太监势力坐大。结果宣宗反其道而行之，设立了什么宦官学堂，使得大批宦官具备了能够操纵政局的能力。
魏忠贤有了这“五人帮”做领导核心，应付政务绰绰有余，且能让天启帝完全放心。
除此而外，还有许秉彝、王国泰、王朝辅、金良辅、孟忠、刘应坤、孙进、李朝钦、纪用等30余人的骨干队伍，各司其职。许秉彝负责勾结外廷，王国泰先是在信王府伺候，后为秉笔兼掌尚膳监，王朝辅先是乾清宫管事，后亦为秉笔。诸阉或在御前近侍，或在内廷各衙主事，或在外方镇守，形成了严密的管理网络。
有了这套人马，魏忠贤耳目灵通，令出能行，完全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他自己的“国中之国”。天启帝虽然名义上是帝国最高主宰，但这个傻瓜皇帝已经不能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也不能真正处理政务，完全成了被摆布的傀儡。他的存在，不过是为魏忠贤的专权赋予了一种合法性而已。
魏忠贤后期与天启帝被人称为“并帝”，其爪牙也呼他为“九千岁”，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在天启后期，魏忠贤是正经做了几年无冕皇帝。在排场和威严方面，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样的阵势，在严密程度上、在可操控性上、在与最高权力的亲密度上，都远远超过松散的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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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4）
而且，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在内阁和六部的高官中，也有大批人向他投效。本来，操控内廷，并不是文盲政治家魏忠贤的初衷，但机会就这么推也推不掉地送上来了。他自然是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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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1）
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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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2）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在今河南）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地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帝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了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吴淳夫，“岁中六迁，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入阁以外，把官做到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臣里也有“五彪”，是专门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3）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任丘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军功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后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机关的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有“狼贪之行”，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他为之出力甚多。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明史》）。在他的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人望之者不啻屠肆矣”——简直就是屠宰场！就古代中国的通讯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白色恐怖”，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现代人远远不及。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他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当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