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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的引荐，他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长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地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一面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帝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5）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1）
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党”。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国家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帝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国家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东林失利应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核心班子，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下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其次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干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
反观东林党，则是一盘散沙。人数虽众，步调却很不一致。往往是在受到攻击后仓促上阵，各自为战。东林党人又素来标榜“清流”、“正派”、“无私”，因此在同伴遭到攻击时，有人为避嫌，竟不能出手相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还会出现自相残杀的现象，令亲痛仇快。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在野而未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皇帝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启帝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的手里，“上裁”基本上等于是魏在“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
偏巧东林党遇到的又是一个永不言和的狠角色。
天启二年中，沈潅走以后，魏忠贤由于已经尝到过内阁“有人”的甜头，觉得很不适应。内阁没了耳目，干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考虑，如何才能再打进几个楔子进去。
老天也真是帮助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年的十二月，内阁大佬叶向高上疏，请求增补阁臣。
这时的内阁，除叶向高之外，尚有韩獷、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人。按照明朝惯例，只有“独相”——内阁仅剩一个人才是不正常的，两人以上就算正常。因此现在的人数并不算少，完全可以不补。
不知叶大佬脑袋里转了哪一根筋，就在这恰当的时候，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
魏忠贤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对天启帝来了一通“可行性论证”。
天启帝办事是不经脑子的，魏爱卿说行，就行呗。他下诏，让有关大臣“廷推”，就是大臣们讨论一个候选名单，皇帝从中挑选。这是明朝的民主集中制，介于“会推”和“简任”之间。
魏忠贤马上展开活动，以便让自己的爪牙也能列入名单。
大臣们议好的名单上来了，依次是孙慎行、盛以弘、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
这里边，打头的孙慎行、盛以弘是东林党的，后面的顾、魏二人是阉党人物。孙慎行为官清正，备受阉党的敌视，在七月里刚刚告病还乡，属于“在籍”（保留公职）人士。这次仍高票当选，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样一来，阉党的提名就有可能白提了，因为皇帝的任命要充分尊重民主，按次序从排名在前的人中选几个。魏忠贤一听这结果，急了，马上就去找天启帝忽悠。
天启帝天天跟魏忠贤玩，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而且相当配合。果然，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十八，任命书下来了：是前三个落榜，后三个入阁！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2）
这嬉皮士皇帝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啊！倒是魏忠贤怕舆论太大，建议把他认为“不作恶”的东林党人朱国祯也补进来，以防人之口。
叶向高顿时傻眼了：怎么会这样？
他连上两疏，要求天启按照大明祖制，按次序先任用孙慎行、盛以弘。
天启帝没理他。祖制又怎样，你能让老祖宗他老人家从南京孝陵里爬起来吗？
不能。那么我就说了算！叶阁老，很多问题你还不明白：大明的国号还是大明，可是很多东西都已经演变完了。祖制，那不就是一些印刷品吗？
他传谕外廷，不许再就此事上奏，否则重治！
顾秉谦、魏广微这两个家伙，是公认的庸劣无耻之徒。他们俩和沈潅还不大一样，沈潅与魏忠贤是互相勾结，有点呼朋引类的意思（连客氏都可以资源共享）。而顾、魏两人则是地道的奴仆。这两人当了阁臣，魏忠贤插手外廷才算真正成功了。所谓的“阉党”，到此也才算是初步成型。
这时候的魏忠贤，对于将来如何全面控制朝政，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把傻子摆在那种高位上，也会聪明三分。
把楔子打进内阁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魏忠贤又把天启帝忽悠好了，开始把触角伸向军队。他借口为皇上了解第一手边情，派死党刘朝（跟他一起盗宝的那个）率领45人，持甲杖、弓矢、白银、布匹来到山海关，犒赏将士，了解军情。
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是天启帝的老师，为人正直而有计谋。他上疏劝阻说：太监观兵，自古有戒。将领士卒只顾着逢迎这些太监，必然放松边防。如果这一批来的人无法阻止了，那么也应下不为例。但天启帝对此也是不予理睬。
魏忠贤此举，是在向天下示威。他的气焰已高到了一定程度。
就在这个月，经过魏忠贤的活动，被贬在外的陕西按察司使郭巩奉召回朝，恢复了原来的给事中职务。
郭巩投桃报李，回来后立即上疏弹劾熊廷弼，并连带攻击曾经荐举熊廷弼的人。御史周宗建愤而反击，说郭巩这是在“阿附权珰”。两人互相辩驳，话越说越激烈，把魏忠贤等人完全牵了进来。
天启帝的反应比较迟钝，没有就此事发话。
魏忠贤这时地位已稳，本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说三道四。但是，他为了激怒天启帝，给周宗建以惩罚，就带着几个太监到天启帝面前哭诉。魏忠贤年轻时喜欢文艺，到现在也还很善于演戏。他泪流满面，捶胸不止，请皇上允许他剃发出家。
天启帝终于被这眼泪所打动，怒而下诏，切责周宗建胡说八道，准备动用杖刑处罚。叶向高等人闻讯，都吃了一惊，连忙上疏说情，才得以免。
紧跟着，又有御史方大任上疏，揭发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预建坟墓，其制度超越皇陵。这样的事，在古代是一定要杀头的，但是天启帝也不理。
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是廷臣有攻击魏忠贤的，天启帝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国中已无与伦比。他是实际上的司礼监首席太监，同时又提督东厂，有了直接的侦察、生杀之权。由于东厂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关，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就意味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今后都将处于魏忠贤的掌控之中。
魏忠贤受天启帝宠信迄今已有三年时间，天启帝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帝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去管理了。
而天启帝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天启帝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本人同时也有了一个字，叫“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当“克己复礼”的完人了，可见他胸中的格局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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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3）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那样胡闹的混蛋皇帝，尚且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帝则完全不把皇权的安危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