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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帝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獷、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出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弹劾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的。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帝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作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党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以天启帝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鞫问”，左、魏则不问。
。。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4）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帝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櫆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和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櫆为“小人之尤”。
东林党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帝提出了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他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以释宫府之嫌而消缙绅之祸”。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皇权和内阁行政权之间已出现了裂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帝这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到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掰脸。于是他马上下诏挽留，走了个君臣之间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的自辩疏的批复，也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工作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党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
叶向高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移交给刑部审讯，把他弄到自己能控制的范围里来，省得出麻烦。但报告上去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时，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利益纠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崇，不藉延誉，何事引为腹心？”——我官已经做得很大了，不需要再扩大美誉度，凭什么要把那小子当成心腹？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是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深谋远虑，感觉情况不好，便跑去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缙绅。”这是关键的底线：那小子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下场。
刘侨素与东林人士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个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捏橡皮泥的专业，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就不大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他就更无所谓了。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关键一环，被人给轻松地化解了！
魏忠贤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帝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帝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再不能有这样的疏漏了。
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1）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帝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小芝麻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感到了不祥的气息。“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明史·杨涟传》）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爷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这一般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消你的老干部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是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但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现在的人，不迂腐，当然不兴这个了。
可是现代也有现代的问题。现代人认为自己对幸福的追求，比古人的档次要高得多，但是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不及古人的一半。我不知道这样的便宜，究竟有多少人能占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初的形势，实在让东林党人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分子几乎全部投奔阉党，阉党之盛，很难看到它覆亡的可能。于是水往低处流，人也不见得愿往高处奔，大家就都一齐不要脸吧。众人不要脸，总比一个人不要脸更理直气壮些。
东林党的势力，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山头——吏部、都察院。可是这两个权力部门，怎能抗得过泰山压顶的皇权？
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因为皇权制度是刚性的，没有减压阀，所以天启四年的朝局就成了个压力超负荷的大锅炉。
五月，一个偶然的契机，明朝的政治锅炉轰然引爆了！
五月下旬，因为一件小事，天启帝对魏忠贤发了怒，令他出宫，在私宅中闭门思过。是因为什么事，不可考。总之，魏大珰也遇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问题。
机不可失啊！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决定出手了。
杨涟是个一触即发的刚烈汉子，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起复回京以后，他已经几次险些忍不住了。忍到现在，实不能再忍。环视朝中，东林干将，走的走，未走的也因曾被弹劾而不好开口。内阁里说话还算有些分量的叶阁老，则对魏忠贤持怀柔政策，根本指望不上。
那么，我不下地狱，谁还能下？
他要给魏忠贤来一家伙！博浪一椎，易水一别，志士千古立德，就在此一举。
他和左光斗、魏大中等一干人商量了一下。左、魏都没有什么异议。杨涟确实是一位重量级的狙击手。他的优势有二：名望高，阉党反击起来比较难；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有可能一击而中。
但是东林党中，也有人决不赞同杨大人去冒这个险。
御史李应升头一个不同意，他的看法是杨涟身为东林重镇，是旗帜式的人物，不易轻动。因为倘若一击不中，那就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东林党势必土崩瓦解。还不如由他李应升来打头炮，万一失败，不过是牺牲一个人，不至于牵动全局。
老谋深算的黄尊素也不赞同，并且已经预见到杨涟此举的严重后果。他对魏大中说：“若清君侧，必有内援，请问杨公可有？若此疏已发，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
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2）
以前嫌叶向高太过温情的缪昌期，也不赞成这个极端行为。他对左光斗说：“攻击内珰，成败只差呼吸之间。若一击不中，则国家随之败坏。今宫内无援手之内侍，外廷无主持之大臣，万难成功！”
没有内援，就无法离间天启帝与魏忠贤的关系，这确实是此次行动的致命劣势。李应升、黄尊素两人，显然是深谙宫廷斗争规律的老手，分析得不错。以前刘瑾倒台并死得很难看，是因为内廷发生了内讧，外廷借势而上。真正能干倒权阉的力量，须是他的同类。外廷的舆论，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因此，杨涟此举的效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听了他们的话，左、魏二人的心情也不由得由晴转阴。
但是杨涟已欲罢不能。在东林的内部，也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像叶向高、黄尊素、邹元标等人，都是温和一路。但是正因为他们温和，在激烈的党争中，话语权就不够硬气。甚至有人据此论证：叶向高根本就不能算东林一系。
杨涟则是个典型的激进派，他的好友曾把他比喻为“虎”。对魏忠贤这样的政治杂种，他早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堂堂的国家精英，与这样无卵的小人周旋，就已是奇耻大辱，更何况还要日日在他的威势下生存！
天启二年回京后，杨涟就想面奏天启帝，请赐尚方剑诛杀魏忠贤。这在古代，叫做“请剑”，也就是豁出命来直谏，有他无我，与奸人拼一回命。但那次“请剑”，被亲友们苦苦劝住。
此次他也知道并不是最佳机会。但是，恶人可以日日作威作福，好人却要日日忍耐下去，天理又何在？自古的道理，都是说邪不压正，为何临到我辈，就要看恶人的脸色苟且存活？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孤注一掷，他不可能不知道后果难测，但是——
“此时不言，迨至逆谋已成，请剑何及？无使天下后世笑举朝无一人有男子气！”
这就是杨涟，这就是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