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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帝听了内容，点了头。阉党诸人犹如热锅上蚂蚁，一刻也等不得，半夜三更打开大明门，宣兵部尚书入内，令他速发三彪飞骑，携旨分路拦截孙承宗。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北京城里，诸阉夜不能寐。尽管谣言是他们自己造的，但孙承宗近在咫尺这是真的，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等天明后的情况反馈。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一彪飞骑迎头拦住，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仰天长叹：这一回又没斗过这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其余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才略略放下心。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抓了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什么名气却不显。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梃击案”之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理此案，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帝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案，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皇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仍没有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好在天启帝还是没有理睬。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6）
后来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将孙承宗免职，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高第畏敌如虎，命令撤掉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大溃逃，一片狼藉。
孙阁老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坚守宁远，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撤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传世。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秋，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明朝境内，京师告急。孙承宗临危受命，原官起用，负责护卫京师。受命次日，不顾城外遍地敌军，率28骑冲出东便门，入通州御敌。
但皇帝也是俗人，对能臣的使用也免不了过河拆桥。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孙承宗69岁时，再次被排挤回乡。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清兵由大安口入关。多尔衮率兵绕过京城，向京畿以南的河北、山东一带攻掠，兵锋直指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怕死，溜出城外，跑到北京避难去了。
紧急中，好友劝说孙承宗到保定或者南方避难，孙承宗婉言拒绝。
兵临城下时，76岁高龄的孙承宗奋身而起，毅然带领全家40余人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登城防守。城内民众为其所感，纷纷拆毁房屋，用檩条木柱做滚木，石础阶条做雷石，并以盆罐壶瓶装火药，与围城的数万清兵作殊死搏斗。
攻防战一直打了3天3夜，终因寡不敌众，高阳城破。孙承宗子侄及孙17人、全家共40余口，全部壮烈殉国。孙承宗本人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许以军师之位，被孙承宗断然拒绝。多尔衮又派孔有德说降，被孙承宗骂退。
殉国之日，孙承宗端坐于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其浩然正气，令多尔衮大为敬服。
据传，满清入主中原后，对孙承宗依然钦敬，在高阳为孙承宗建立了“孙家祠堂”，并立牌坊，镌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以示尊崇。
另一个传说就更有意思，是说孙承宗和袁崇焕殉国，民间感其忠义，因此有谶语广为流传：“灭清者必为其子孙”。
不过，这大概是清亡以后人们的附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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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1）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冬，周天寒彻。东林党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只能在一片寂静中等待命运裁决。
杨涟等人被驱逐之后，魏忠贤顾盼得意，心情放松了不少。但是他的狐群狗党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东林党大臣被逐，只是暂时离开了庙堂，焉知什么时候天心回转，还会卷土重来。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是没发生过。
恶人的喽啰，往往比恶人还要恶，这是他们的固宠之道。这时便有人提醒魏忠贤：“不杀杨涟，公公之祸不日将再起！”
这话说得对，但只对了一半——即使杀了杨涟，公公之祸也一样逃不了！
然而魏忠贤品味此话，却觉得甚有道理，当下颇感不安，忙与“领导班子”诸人商议，如何能想个万全的法子来消除隐患。
讨论的结果，是定出了两项决策：一是将东林党官员尽可能地逐出，空出的位子由本党人士补上，让朝中没有东林党复燃的余地；其二就是兴起大狱，斩草除根！
自“三大案”以来，廷臣们对各次政治事件都有很不同看法，即便是一党之内，也不尽一致。因此东林不东林的，有时不易分辨。
天启帝对东林党已经厌恶之极，一度有逐尽东林党的想法，但他深知甄别不易，就作罢了。在宣判东林党的特谕里曾经提到：“本当根株尽拔，彻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万钧讵可骤施？”
他高高在上，当然不知道详情，就连魏忠贤也说不清楚。
但是“小的们”却行。同僚之间交往，不须深谈，一颦一笑，便知是不是同类。顾秉谦、魏广微就是在这时上的《缙绅便览》和所谓“正人名单”，供魏忠贤逐斥东林党和提拔阉党作依据。
此后，大小喽啰们又有黑名单陆续呈上，崔呈秀献《天鉴录》、《东林同志录》，王绍徽献《东林点将录》，沈演献《雷平录》，温体仁献《蝇蚋录》，阮大铖献《蝗蝻录》、沈演（或杨维垣）献《杂稗录》。这些黑名单，统称“七录”，供魏忠贤备用。
其中《东林点将录》（作者是谁，其说不一，以王绍徽可能性最大）最有特色，全部参照《水浒传》108将的绰号、排序而写成。首列“天罡星”36人，有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玉麒麟赵南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等；次列“地煞星”72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这些黑名单的原件，都由魏忠贤的男宠李朝钦保管。“领导班子”王体乾等人分别命手下人将名录抄在摺子上，藏于袖中，每天看奏折时拿出来参照。
初时，阉党使用这些黑名单时还颇为保密。人们惊异于“圣旨”对东林党人的辨认竟然如此之准，冥冥中似有天助。
大家开始还以为是东厂搞的勾当，后来阉党越来越猖獗，也就不保密了，经常说：某人在某录上有名，故予以处分。人们这才明白真相。
一次魏忠贤在得意之中，将《东林点将录》进呈给天启帝过目。但天启帝从小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没看过《水浒传》，劈头看到“托塔天王”四字，竟大为不解。
魏忠贤赶忙给他讲了“晁盖隔溪移塔”的故事，并说：“古有能移塔之人，本朝李三才善于蛊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正与移塔相似。”
天启帝本是个好武之人，听了移塔故事觉得回味无穷，忍不住鼓掌大叫：“勇哉！”
魏忠贤一听，知道弄拧了，忙把名录收起。后又叮嘱众喽啰，不能再让皇上看到名录，只能偷着用（见《明宫词》）。
关于兴大狱的问题，阉党“领导班子”费了不少脑筋。他们想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缪昌期这几个死硬派东林党人搞死，可是人家早已经被罢官了。
明代按照惯例，官员犯错误，大不了就是革职为民，而且已经处理过了的，就没有理由再处理第二遍。要想把这些在野的家伙再抓进来往死里整，须有两个罪名：一是贪污数额巨大；二是有谋反企图。阉党的思路就朝着这两个方向使劲了。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2）
先考虑的是贪污问题，这个罪名比较好捏造，但是用来对付东林党人也不大容易。东林党人既然是以清高为标榜，个人私德上就很难挑出毛病。阉党首脑把目标选了又选，最后定在了背景复杂的汪文言身上。
他们考虑汪文言混迹官场多年，不可能没有请托行贿的猫腻，这家伙又和东林党诸大佬多有瓜葛，由他这里突破，再大面积地牵连是最合适的。上一次没治得了他，是因为朝中东林党势力太大，现在则不同了，没有人再敢为他说话。穷究下去，必有收获。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十二月，御史梁梦环遵照魏忠贤的意图，上了一疏，表面上是谈考察官员的事，语言却故意牵涉到汪文言。他的用意，就是要把汪文言重新引入天启帝的视野。
天启帝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线索，便问了问身边的几个太监。大家早都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家伙罪不容诛，上回只挨了一百棍子，让他给溜掉了。
天启帝又被蒙了，大怒，下诏说：“汪文言花言巧语，迷惑视听，岂是廷杖能了事的？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明熹宗实录》）
油滑如泥鳅的汪文言，这次是再也没有老天爷照顾了，逮捕他的诏令当即发出。等他进了诏狱，十八般刑具就在那儿等着他呢！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啦！
正月里，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经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大雪满幽燕。京师的凛冽寒风中有了一股不祥之兆。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帝的意思：整人，也得要有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启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历史总账了！
这个徐大化，浙江会稽人，性猾而贪，原为御史，万历末年因“不谨”在京察中被贬，经过钻营侥幸起复，又因奸贪再次被贬，到了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