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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集体家庭解散后，我担心我会孤独，孤孤单单只有自己同儿子在一起。和吉莉安一样，我喜欢拥有自己的家。在一个做房地产代理的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处能买得起的小房子，因为它有两个可出租的单元，可以用来支付抵押和房产税。逐渐地，我对房屋进行了维修和改进，同时为自己能找到和雇佣让人信任的、有时甚至有创造性的男女工人来对房屋进行改造的能力而增强了信心。我的儿子离开家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自己住的房子里已经做了多处修缮。最近，他打电话问我他铺的厨房地砖是否有问题。他提醒我他观察过给我们家厨房和浴室铺瓷砖的人是怎样工作的，他还帮过忙。我忘了这件事，没能答复他的问题。但我很高兴他能定期修理我的房子。我一直喜欢下厨房，虽然不是什么美食家，还是一个不错的家庭大厨。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教过儿子做饭，没指望过他准备饭菜，但我很满意他和女朋友一起下厨，花很多时间尝试新的花样，有时还为我做饭。
我儿子是19岁时离开家的，但是又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年轻女性搬到了他的房间里，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正在完成伯克利的学业。同一个自立的成年人住在一起，与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相比，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爱好以及相似的生活方式，这使我感到欣慰。她的入住推迟了我一个人生活的过渡进程，我已经23年没有独处的经历了。两年前萨莎搬走了，这使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空闲的客房。梅·萨顿在她的《孤独者期刊》中写到：“这种生活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一个人独处时，敞着门的房间，为了给陌生人，为了迎接、珍惜新朋友的到来而准备。”我喜欢这种安静（除了爱叫的狗外），让房子保持我喜欢的状态，经常有朋友过来，为来自郊外的朋友或家庭成员保留房间。
置办一处住房（2）
结婚后的那些年里，瓦努娜住在一个农场里，不仅要干活挣工资、照顾孩子、做全部的家务活、做饭，她还得侍弄一个菜园，还会养鸡，或养猪。她在菜园里做罐装食品，储藏食物，经常累得精疲力竭。离婚后，瓦努娜很高兴地卖掉了农场，并搬到了一处更小的房子里，位于市郊地带的住宅区。她那温馨的小屋装修得引人注目，瓦努娜很高兴她的女儿和母亲承担所有的厨房工作。现在她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家庭生活。
正相反，朱丽叶可能是我采访中最具家庭特点的女性。她喜欢厨艺、园艺，还喜欢操持家务。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一周里有六个晚上她都烹制“美味素餐”。我们将会看到，在她女儿去读大学离开家后，对孩子的爱加上喜欢家庭生活导致她的一场可怕的婚恋关系。现在她五十五六岁，一个人住在重新装修的房子里。她说：“我喜欢住大点儿的房子，喜欢做饭和招待客人，喜欢拥有自己的卫生间。我喜欢安静，不着急让人搬进来。”朱丽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有一个伴侣生活在一起，但是她很清楚她要去哪。“我不会离开这个房子。”朱丽叶声称。与我采访过的别的女性一样，朱丽叶幻想着她的伴侣就住在隔壁，或住在下一个街区。
单身女性需要一处住房，但是我所采访的没有几个女性一辈子是自己独居的，如果一个人住，她们也与朋友圈、近亲在内的大家庭、社团及街坊邻居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第八章里我探讨了其他女性创造另一种新方式的例子——同亲戚、朋友一起生活，或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状态。
发展与朋友圈和大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1）
要成为一名新单身女性，需要的不只是一间住房，有满意的工作，以及决定是否要孩子的问题。一个新单身女性——无论是单身母亲还是没有孩子的——都需要在危难的时候有可以依靠的朋友圈或者家庭，伴她一起度过难关，为她提供温情和亲情。朋友不是一个排他的关系，美国文化强调在友谊中公平和互相支持等重要品质。与大多数的家庭和浪漫关系相比，朋友更支持单身女性的自立。年过40的单身女性，尤其擅长建立和保持友谊，常常拥有相当大的朋友网络。
朱丽叶的朋友网络，现在包括她以前的情人伊丽莎白在内，能提供给她关心、支持以及亲密的情感。朱丽叶和她的朋友分享她的情感和内心想法，寻求心灵相通和相互关爱，而不是和她的家庭。我的朋友圈，像朱丽叶的一样，是在参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及女权运动时形成的。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女性，主要是单身女性，还有少量的夫妻及男士。我长期住在一个社区有利于形成友谊，另外住在集体家庭也方便结交新朋友。但只有在集体家庭瓦解后，我才意识到我结交了大量朋友，他们给予我的友情、情感上的支持、同伴关系，以及提供的实际帮助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我们的共有房子办理完复杂的出售手续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让我用她的房子作财产担保，这样我就能够用临时贷款买新房子。除了单身母亲给予的主要帮助外，其他的朋友，不管是单身母亲还是没孩子的，常常过来倾听，围坐一起，就抚养孩子问题提出建议。我也交新朋友——通过我的儿子、在工作中，或者通过别的朋友的介绍。城里新来的女性通过认识我的朋友的介绍也来拜访我。再以后，寡居的、刚离婚的女性、正面临离婚的女性都把我当成她们的朋友，把我当做快乐的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满意的人。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朋友——尽管我与其中的几个有过矛盾——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关系是让人满意的。
对于吉莉安而言，工作场所成了她拥有很大的朋友网络的主要来源。我在1994年第一次采访她时，朋友们为她提供了度假和旅行所需的日用品以及陪同的伴儿。当她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时，一些朋友给予她所需要的全方位照顾。她也帮助照顾一个身患癌症的离婚的朋友，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同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像年轻的同事那样。但是，起初吉莉安没有充分意识到她有这么大的朋友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氛围里，对核心家庭的改变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成年人之间友谊的重要性也是避而不谈。然而8年以后，吉莉安改变了她的观点。
1994年，吉莉安谈到通过心理治疗来减轻她由于母亲去世带来的悲哀，那时的她停留在自我摸索阶段，治疗的重点强调如何获得更成功的婚恋关系。2002年，吉莉安意识到心理治疗有助于她“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内心世界”，她说这提升了她成功地获得友谊的能力。吉莉安长时间而且兴致勃勃地谈到她的范围较广的朋友网络。有一些是比她小10到15岁的以前的学生，大多数是女性，但她也有关系很亲近的男性好友。她的几个朋友是在她家里举行的婚礼，其中有男的女的。她的许多朋友现在都结婚了（包括一些女同性恋），吉莉安与他们关系融洽。一对已婚的夫妇每周一晚上都会在心理治疗后来到她这里。他们来这里缓解生活压力，吃着墨西哥玉米煎饼，一起看《古董巡回秀》。其他的朋友在生活的特殊时期——在离婚后、有创伤的时候以及重病恢复期也住过她家。
很多年以来，工作、教育及家庭责任致使瓦努娜没有腾出多少时间来栽培友谊之花。她住在桑那马乡村，那里是海湾地区少数族裔种类最少，而且非裔美国人比例最低（），这一切导致她找女性朋友。长大的孩子们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但是，瓦努娜逐渐地创建了一个单身女性的朋友圈，这些朋友支持她，和她一起旅行及娱乐。她最好的朋友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两个美籍西班牙人。2002年，为了给一个表妹过生日，她从拉斯维加斯旅行归来，她表妹已经离异，现在成了她的好朋友。
发展与朋友圈和大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2）
对于不同的单身女性来说，朋友圈的含义截然不同，就像这些事例所证明的那样。我和瓦努娜的朋友圈以单身女性为中心，而朱丽叶和吉莉安却有更多的已婚的朋友。瓦努娜和吉莉安有许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其中有瓦努娜长大了的孩子，以及吉莉安以前的学生。所有的朋友网络都起源于一个团体——对朱丽叶和我来说是政治团体，对吉莉安和瓦努娜而言是来自工作单位。
维持一个团体
新单身女性主要通过朋友网络来建造和维持团体。研究者发现，有四种类型关系——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同事之间、邻居关系——可以创建维系个人团体的网络，在这其中，朋友提供最大程度的关联
巴里·威尔曼：《地球村的网络》，哥伦比亚：西视点出版社。1999年，84页，下同。威尔曼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独立个体，平均来说，都与3到6个人关系亲密，5到15个重要但关系不太牢固的人，大约有1000个熟人；萨顿：《孤独者期刊》，85页。。朋友是在特殊的组织或环境下（学校、大学、工厂、教堂、体育馆）走到一起的人，从而形成今天社团的基础。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和复兴》里，发现单身人与文化概念上的孤独和自私的形象不符，同已婚人相比，在家庭之外有着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与其他的人口统计学特点相一致的是，”他写道，“婚姻和孩子对于会员从事体育、参与政治和文化团体来说有负面影响……与统计中的单身人比较，已婚夫妇很少去参加俱乐部的聚会……单身及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比已婚人或成为父母的人对政治话题略微更感兴趣。”罗伯特·D。普特南：《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与复兴》，纽约：克蒙&斯克特，2000年。
邻里关系也可以成为团体的一个来源，比如朱丽叶。朱丽叶与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走得很近，这能为她分担不同的日常事务。她住在城市中心的一个街区，主要由只有一层的木房子以及小公寓楼组成。这个小区很安静，虽然它邻近两条繁忙的大街。在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城市里，这个小区的租房者和房主们形成了一个社团。他们大都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新来的人也会很快加入到这个团体中去。他们举行家常聚餐，交换食物，有困难时互相帮助。朱丽叶从单身母亲时起到现在她一个人生活，一直都维持着这种邻里关系。她说：“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朋友，比如，最近我装修房子时，我在街对面的邻居家洗衣服。一个邻居给我送来了煮熟的鸡蛋，其他人邀请我吃饭，这就是一个团体了。”
（）
接受性行为
我、朱丽叶、吉莉安都有过除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有时发生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虽然我没有明确地问瓦努娜，她只谈到了与两个丈夫的性关系。当步入四十多五十多岁时我们部分地接受了单身状态，逐渐接受性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为了对最后一章的讨论加以补充及强调性欲的多样性，我现在来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