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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其中，溥仪最喜欢的是两条警犬，一名佛格、一名台格。台格十分强健，额头上有一“王”字；佛格非常机警，溥仪无论把东西藏到哪里，它总能找得到。溥仪常常好拿宫里的太监们取笑，若是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他便暗暗命令佛格、台格向人扑，用前腿搭在人的肩上，把人吓得要死。有时将太监咬伤了，溥仪也毫不介意，反而高兴得很，无非给几个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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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外的任职（1）
宦官的职掌及活动范围无疑是以内廷杂役为主的，然而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年代，他们实际执掌的一般都大大超出了内廷事务的范围，其主要方式则是出任各类使职、军职或直接出任外朝官职。与之相联系，宦官的身份地位也渐次超越出“家奴”之外而具有了国家官员的身份。
（１）出任各类使职
宦官本属供君主驱策之人，临时因事受差遣本属正常，但因此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便有些超常。事实上，历代宦官除本职之外，常常会因君主临时差遣而担任各种使职，但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唐、宋、明数朝，这些使职却往往演化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对有关官署的权力形成侵夺之势。大致说来，唐代、明代宦官出任的使职数目相对繁杂，粗略统计即达五十余种，可简单地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
唐代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比较重要的有枢密使、宣徽使和学士使，其中尤其以枢密使较为关键。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表现之一即通过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把持了中枢机要之权。枢密使由宦官出任始于唐代宗时期，但当时的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所谓“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唯受表奏，于内中进呈。”但不久后，枢密使便逐渐侵夺宰相之权，进而出现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唐代的诸多权阉都是以枢密使的身份执掌机密并参预军国大政的议决，甚至决定君主的废立。唐代还有宣徽使的设置，其年代不迟于代宗时期。宣徽使处在通管北衙诸司的地位，“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会、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并在一定程度上参预中枢机要事务。唐代设有翰林学士之职，参掌机密，与闻大政，时人视为“内相”，而能够担任翰林学士之人则大多是贤良方正之士。唐代宦官独出心裁地设立了“学士使”这一职位，介于君主与翰林学士之间，“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从而参预中枢机要政务。
明代的司礼监尽管没有“使”的名义，但其职权范围却总括了唐朝的枢密使、宣徽使与学士使，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尤有过之。司礼监有权批答奏章，有权传宣谕旨，并总管宦官事务，下辖文书房、礼仪房、中书房、御前作，另外还有诸多外差，其职权远比唐朝三使为重，足当“内相”之称而毫不夸张。
其二，与经济事务相关的使职。
唐代有市舶使、营田使、群牧使、铸钱使等的设置。市舶使设于广州，史载：“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船之利，时以宦者为之。”可以其主要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贸易等事务。营田使所管理的是屯田事务。此类事务本属司农寺管辖，“安史之乱”后始由宦官兼领。朝廷的牧监事务本由太仆寺管辖，“安史之乱”后，设置群牧使，由权阉李辅国兼领。李辅国还同时兼领铸钱使，而该项事务本是由少府监管辖的。
明代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宦官设置名目繁多，主要有市舶太监、监督仓场太监、税使、矿监、采办、织造等，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大批宦官被差遣至各地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明代的市舶太监不限于广州一地，而职权也较唐代为大。明代有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的设置，一向由太监提督，职掌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蕃，征私货，平交易。”除此之外，市舶太监还可获得职任权限，如造办进贡事务、提督沿海地区的军务等等。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由户部管辖，后来加派仓场太监加以监督，而属于中央政府的库藏，名义上属于政府各部，但实际上均由太监负责管理。明代宫廷所需各类物资的采办、宫廷所需纺织品的织造、宫廷所需砖瓦瓷器的烧造，也都有专门的监督太监加以监管。宫廷所需的物资范围甚广，大凡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物资，如木材木器、珍珠香料、珍异药材、书版秘籍、金玉珠宝、禽鸟花木、果品海鲜、丝锦彩缎、各色瓷器，几乎无所不包，采办太监或监管太监不仅要监督采办与制造的全过程，而且要负责押运进京。
对明代经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税使、矿监的设置。自明初开始，即有核查各地税务与矿务的太监的派遣，但并不普遍。明朝中朝以后，万历皇帝大量派遣内宦出任榷税之使，直接控制各地税务，进而形成了“通都大邑皆税监”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主持采矿事务的矿监也被派往各地。税使矿监所到之处，纷纷树旗建厂，网罗爪牙，设立所谓的中使衙门，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很大危害。
其三，皇庄与皇店的经营。
唐代设有庄宅使与内庄宅使。其中庄宅使负责管理该地区的官有庄田以及其他产业；内庄宅使专门管理皇室庄田以及皇家私有产业。庄宅使不一定由太监担任，而内庄宅使却都是由太监充任的。唐代的大宦官吐突承璀即曾任过内庄宅使。
宫廷之外的任职（2）
明朝的皇帝除了拥有规模巨大的皇庄外，还有众多的皇店。皇庄设有管庄太监，史载： “今所谓皇庄者，大率皆国初牧地及民田耳。岁计之入，有内官掌之，以为乘舆供奉。”皇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所得利润除了大额进项须贡奉皇帝外，其余小额进项皆归太监使用。明朝的皇店数量不少，有宝和店、和远店、顺宁店、福德店、福吉店、宝延店等，各店设提督太监一员，其他无定员。
明代宦官出任使职又有新的特点，即除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差遣外，还多奉诏出使外国，如著名的宦官郑和曾多次率船队下西洋。
（２）出任外朝官职
宦官的任职本应限于内廷范围，但历史上却有诸多宦官出任外朝官职的现象。秦朝著名的宦官赵高曾官任丞相，秦二世的篡位与废诛均操于其手，成为玩君主于股掌之上的“太上皇”。出任外朝官职较普遍且任职范围较广的应属北魏时期。如北魏前期弑帝害王的大奸宦宗爱曾任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不仅位极人臣，而且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其他具有一品或二品的职衔宦官如王琚曾任礼部尚书、王遇曾任吏部尚书、刘腾曾任兵部尚书并仪同三司。唐代的宦官还有直接出任中央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诸机构重要官职者。鱼朝恩得势时，自诩文武全才，唐代宗委其判国子监事。每逢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大小臣工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假充学生，列于国子监廊下。权阉李辅国曾兼任少府，后迁任兵部尚书犹不满足，径直向唐代宗求任宰相，终被册进司空兼中书令，从而开创了唐代宦官任职宰相的特例。
北魏时期的宦官还多有出任辖土治民的地方长官者。据《魏书·阉官传》载，当时曾出任县令、郡守、州刺史等地方宦官数以十计，而且他们多是实际到职任事，并非遥领虚职。宦官王质任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匿，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不过，从总的看来，宦官直接出任州县长官的情形在历史毕竟不多见。
明代有镇守太监、分守太监及守备太监分驻各地，这虽与直接出任州县官不同，但却实际拥有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的权力。镇守、分守与守备本为明朝武官职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奉旨监督地方军事的宦官，袭用上述职衔，称镇守太监、分守太监与守备太监。早在永乐年间，宫内太监出镇地方的情形即已普遍出现，且恣专军务，位在诸将之上。自洪熙之后，宦官具衔出镇的人数不断增加，出镇地区也日趋广泛。从职权范围上看，出镇宦官本为监督防区军事，但由于宦官往往恃宠而骄，民情政亦多有监管，所谓擅军事、巡地方、受民讼、理政事、杀无辜、劾不职之类的越权行事更属寻常。正德二年，明武宗干脆下诏：“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这就使宦官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制度化与合法化了。
（３）出任军职
宦官出任军职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出任监军；二是直接出任军职，这在唐、宋、明诸朝表现得都很突出。唐代宦官多有充任监军使、观容军使及典掌左右神策军、南衙十六卫禁军者。监军使是唐代宦官所担任的最重要的军事使职，其目的是用来监视率军出征的将帅。至唐朝后期，天下诸道凡有兵马处莫不设监军。观军容使的设置始于唐肃宗时期的权阉鱼朝恩，后来渐渐普遍，但其名分职权均高于监军使，以至于唐朝后期竟以“军容”作为对权阉的尊称。
神策军的设立始于天宝年间，原为戍边部队，与宦官无甚关系。唐肃宗时，以宦官鱼朝恩监神策军。鱼朝恩被杀后，宦官不再典领其军。唐德宗建中年间，奉命###叛军的泾源节度使在出征途中，突然反戈进攻长安，史称“泾源兵变”。唐德宗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慌忙召集禁军御敌，但禁军平日缺乏训练，早已奔逃一空，德宗无奈之下也只得弃城逃跑。兵变镇压后，唐德宗回到京城，罢除了原先的禁军将领，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统领左、右神策军，并对神策军进一步扩充与完善，使之成为保卫京城的主要武装力量。由此而至唐末，宦官典领左右神策军遂成定制。左、右神策军中尉与把持中枢机要政务的两枢密使，时人并称为“四贵”。
唐代还有南衙十六卫的设置。唐承隋制，设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合称“十六卫”。十六卫尽管兵权并不甚重，但因其官品较高，遂成为宦官极力争取的对象及常见的升转之阶。余华青在其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中，曾列举两唐书《宦官传》中所载宦官出任十六卫军职的资料，计有鱼弘志、吐突承璀、刘贞亮、俱文珍、骆奉先、仇世良、孙荣义、马存亮、宋守义、杨复恭、田令孜、高力士、程元振、鱼朝恩、杨志廉、杨思助等①出任过十六卫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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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外的任职（3）
宋代宦官实际担任军职的情形也很多见，尤其是北宋时期，宦官广泛地参预各类军事活动，多有实任军事者。宦官秦翰历任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多次参加军事行动，先后担任过多种军职。宦官王崇贵也曾先后出任过监军、都监、钤辖、都钤辖等军职。宋朝君主对率军在外的武将猜忌甚深，宦官则可使其相对放心，因而宋代宦官还多有直接出任主帅的。北宋前期镇压李顺起义时，宦官王继恩官拜剑南两川招安使，镇压方腊起义时，宦官童贯官任江浙淮南宣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