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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长，金兵于公元１１２５年向南宋发起了进攻。镇守西北的童贯不思抵抗，急忙回逃。金人不战而攻下燕山，长驱南下，惊恐不已的宋徽宗强迫其子赵桓就任皇帝位，是为宋钦宗。做了太上皇的徽宗南下逃命。被徽宗任命为东京留守的童贯惜命第一，率领临时招募的几万人的“胜捷军”南下追赶太上皇。童贯的亡国行径，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义愤。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谏官、御史、国人，纷纷上书弹劾童贯等人的罪恶行径。面对公愤，也为了自己的利益，钦宗下诏公布了童贯祸国殃民的十大罪状。最后，恶贯满盈的童贯终被处死。不久，金兵攻下开封，徽、钦二帝被俘，宋灭亡。
历朝宦祸十例（9）
号称“隐相”的梁师成也是北宋徽宗时期的著名权阉。他由于稍懂一点书法而得到了徽宗的宠信。荒唐的徽宗让其代写诏书，梁师成召集一批人专门模仿徽宗的笔迹，真假难辨。疏于朝政、沉迷于书画古玩的徽宗正中下怀，梁师成的地位越来越高。许多人为了得到升迁都讨好梁师成，甚至权倾一时的宰相蔡京父子也时常有求于他。
梁师成自命清高，以师自居，不少小人或希冀升迁之人都投入其门下。攻辽时的宣抚使谭稹即是出于梁师成的举荐。正是由于举荐有功，当灭辽成功后，梁师成进升少保。地位特殊的梁师成狐假虎威，广收贿赂。如宋时礼部录取的进士，必须到皇宫复试。殿试时，梁师成每每立于帝侧，信口开河。进士们为了能被录取，不得不重贿于梁师成。每次殿试，都是梁师成发财的良机。
梁师成为了讨好宋徽宗，多次制造“祥瑞”，还与权臣相互勾结为自己谋利。徽宗让位后，梁师成又投靠钦宗，当大多宦官随徽宗南下时，梁师成认为自己对钦宗有“援立之功”，留在钦宗身边，宠信日盛。
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了。大臣李纲等人组成了主战派，率先对童贯等人发难的太学生陈东等人也伏阙上书，历数梁师成等宦官的罪行，力主钦宗擒杀梁师成等人，以激发宋人励精图治、抵抗外侮的决心。钦宗为了取得朝臣的支持，为了宋室的江山，才同意贬杀梁师成。梁师成旋即被缢死，家产也全部充公。
（６）皇帝的“先生”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因此，明初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继而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因而他对宦官多所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到明宣德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拟旨援笔立就。每当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皇帝便会让侍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司礼监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入宫前就曾读过书并当了几年的教官。据称其任职数年，毫无建树，为逃避罪责而自行阉割入宫，后来被派到东宫，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对王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而不名。王振也深知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因此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此时的司礼监太监已是位高权重，并时常代皇帝批朱。但时任掌印太监的刘宁偏偏不识字，明宣宗因见王振娴于文墨，便常让他代笔。后来宣宗考虑到刘宁不识字是个大问题，便另任其别职，由王振取代他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公元１４３５年，明宣宗因病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上台。因皇帝年幼，张太后与号称“三杨”的三位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共同辅政。见时机不到，王振只有曲意逢迎，一方面对张太后、三杨等大臣们毕恭毕敬，极力争取他们的好感，另一方面继续讨好小皇帝。小皇帝对王振愈加依赖，依然称其为“先生”。
情势的转机出现在制约王振的势力逐步削弱之后。正统七年，王振最为惧怕的张太后病故，而在此之前，“三杨”中有两位因官场倾轧而早已退出了中枢地位，只剩下年老势孤的杨溥。王振的野心开始膨胀，他首先令人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此后见英宗未加责备，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树党，扩大权势，顺者昌，逆者亡。他的宗亲故旧首先得到提升。一些投机之徒也蝇聚在其周围，为虎作伥。工部郎中王佑天生不长胡须，有一次王振当面问他是何缘故，王佑竟厚颜无耻地说：“您老无须，儿子岂敢有须？”就此一言，王佑不久即升为工部侍郎。事情传出后，许多趋炎附势之人纷纷把胡须剃去，以献媚王振。王振还贪于财货、公开纳贿。当时有两位无才无学的布衣，用金银从王振处分别谋得中书舍人、中书主事之职，被人戏称为“金中书”、“银主事”，成为京城笑柄。
拉帮结伙与打击异己是并存的。对于违逆者王振采取了坚决打击的策略。工部尚书王卺不趋附王振，被勒令致仕。侍讲刘球上书因反对王振提出的对丽川用兵的策略，王振便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历朝宦祸十例（10）
在王振专权的同时，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窥视明朝的疆域，但因时机未到，向明进贡，麻痹明朝。不少人提出要加强边防，王振与英宗都不以为然。公元１４４９年也先率军侵略，王振为了邀功取宠，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力主皇帝亲征。
由于准备不充分，皇帝的军队尚未到前线，就开始缺粮，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王振坚决反对。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土木堡之役，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五十余位重要官员，明五十万大军全军覆灭。当英宗被捉时，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气愤地喊：“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砸死了王振，王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明都北京后，悲愤的大臣诛杀王振的死党，查抄了王振的财产，得金银六十余库，其他珍宝无数。王振家族无论老幼皆被斩杀，专权七年的王振宦官集团就此覆灭。
（７）“立地皇帝”刘瑾
被人称为“立地皇帝”的刘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阉。他在明武宗统治前期完全操纵了明朝的大权，擅权乱政、排斥异己、祸国殃民，胡作非为之事不可胜数。
公元１５０５年，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刘瑾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备受宠信。武宗上台后耽于享乐，疏远托孤重臣，宠信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八位宦官，这八位宦官得以欺上瞒下，任意妄为，成为为祸人间的“八虎”。
凶狠狡诈的刘瑾是“八虎”之首。刘瑾专搞一些声色犬马的勾当，投武宗之所好。胸无大志、厌倦朝事的明武宗乐得逍遥，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仅画上“闻知”二字，再无回音。武宗在刘瑾等人的纵容下纵情淫乐，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儿戏。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武宗时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对朝政的现状忧心如焚。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多次进谏，皇帝置之不理。他们与尚书张升、韩文、许进等人还是继续上书，恳请皇帝惩治刘瑾等奸佞之徒，武宗一度被他们说动，同意把刘瑾等“八虎”处死。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刘瑾的耳中，刘瑾慌忙进宫，鼓动如簧之舌，终使明武宗改变初衷。刘瑾等人不仅大难不死，反而更受重用。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而辞职，朝政由此更加黑暗。
刘健、谢迁等前朝重臣因反对刘瑾而被迫辞职后，朝廷中的许多忠贞之士不断为其伸冤，并冒死犯颜直谏。他们历数刘瑾等人的罪行，引经据典，向皇帝指出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危害。大权在握的刘瑾大怒，把五十三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中多半被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刘瑾为惩治反对他的官员，还独出心裁地违制使用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得超过１３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７５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在刘瑾的威逼下，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辞官归隐或缄默不语，也有不少人敢于继续上疏揭发刘瑾的滔天罪行。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刘瑾在特务机构东、西厂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并由他亲自主持。内行厂用刑尤其惨烈，朝野之中，人人动辄得咎。刘瑾还下令驱逐在京的外地用人，强令寡妇再嫁，焚烧死人尸体，一时之间，京师几乎陷入混乱。
刘瑾排斥异己的同时，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奸猾之徒纷纷投靠刘瑾之流，借阉党之势，青云直上，作威作福。阁臣焦芳即是刘瑾最得力之人，他为了取谢迁而代之，卖身投靠刘瑾，以学生自居，对刘瑾直呼千岁，最终得任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与刘瑾互为表里，作恶甚多。刘瑾为了扶植同党，大批提升投靠之人，所委派的官吏数不胜数，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请求升迁者，只要投靠到刘瑾的门下，刘瑾草写一张纸条，上写授官人名称及所受官职，吏部即照准。用这种方式，使刘瑾所绘制的阉党网遍及天下，势力无所不及。
对非亲信的官员刘瑾总是吹毛求疵，派特务随时侦察他们的行为。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刘瑾所控制的锦衣卫经常无故拘捕、刑逼官员。手段之残酷、行径之无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正德三年（公元１５０８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昏庸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官员们多人渴昏，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刘瑾的为所欲为源于武宗的纵容。武宗曾经荒谬地说：“我把天下交给刘瑾也无所不可。”
历朝宦祸十例（11）
刘瑾的专权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正德五年（公元１５１０年），安化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至此武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他重新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管，###叛军。其中，杨一清因不依附刘瑾而多次受到刘瑾迫害，辞职后还被刘瑾诬告而入狱。张永则因刘瑾在宫中专横跋扈而与其多有嫌隙。杨一清认为，只有像张永那样可能随意接近皇帝的人才可能相机劝谏皇帝铲除刘瑾。因此，杨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