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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对宦官管束极严，但娶妻成家之事仍很多见。清末著名权阉小德张曾在妓馆中结识了一个叫方金翠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娼主也极力奉迎。方金翠对小德张伺候十分周到，小德张吐痰时总要方金翠以口承接，然后再由方吐入痰盂，所以一时传闻很多，称“过笼痰筒”。小德张对其相当满意，便想买方金翠从良。娼主见此良机，拼命抬高价格，小德张也准备同意。殊料方金翠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还是处女。小德张一气之下，在另一家买了一个名为张小仙的处女为妻。①
宦官娶妻当然是有其婚但不能行其实，所谓“竖宦之人，亦复虚有形势，威逼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但历史上也有一些可耻可卑的宦官，利用妻子谋取官位。五代时蜀主王衍曾与宦官王承休的妻子私通。王承休得知后，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怂恿其妻继续与皇上私通以求宠幸，结果当上了天雄军节度使。清末发了大财的宦官娶的妻妾都很漂亮，一些人还倚仗年轻漂亮的老婆为其联络权贵、拉拢同行。御膳房首领太监古玉秀，没有哪点出众的地方，就凭着他年轻漂亮的老婆替他奔走，结果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地位。当然更多的是女性家中父兄因贪图富贵而将其嫁与宦官，如吕玄晤将女儿嫁与高力士、元擢将女儿嫁与李辅国都属这种情形。
自秦、汉之后，大致上历朝都允许进入中年以后的宦官收养假子。收养假子对于宦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心理安慰。有养子奔跑膝前，他们便不会太过悲伤与孤寂，也不会老觉得自己不能生育会断子断孙。从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宦官的养子不一定都是阉儿，也有不少是生理正常的儿童。东汉大宦官曹腾收养了一个姓皇甫的男孩，取名曹嵩。曹嵩后来娶妻生子，生下了大名鼎鼎的曹操。唐代曾规定宦官只许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一人为假子；宋代也规定年满三十的宦官可以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并需登记在案，但这些规定不过形同虚文。唐代权阉仇世良养子五人，彭献忠有养子六人，杨复恭养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们的养子也不尽是阉人，出将入相者大有人在。宋代也有许多宦官收养宫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时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儿，以致出现其母抱儿投海的惨剧。清代的大宦官一般收养本姓本族的子侄为养子，在宫外居住。
凭实而论，虽说宦官中年朝廷允许其领养继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有能力领养的，他得有相当职位和经济能力作为吸引，像宋真宗时因宦官掠劫民儿致使母子投海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换言之，一个宦官要成为养父或义父并非易事，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做宦官本就不是什么光彩之事，而做其养子更是有辱祖先，若没有官爵或钱财相吸引，是不会有人甘愿为之的。从另一角度看，大宦官们都很看重养子，养子可以继承其财产、继承其爵位，更重要的是养子应该为其尽孝，在其死后应披麻戴孝、服丧守灵并年节祭祀。宦官们认为，如此一来在其死后方不至成为没有依托的孤魂野鬼。
崇信佛道与宦官末路（1）
宦官们刑余之后，心理和生理上严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寻找寄托，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信佛，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自己阉割为宦官不过是削发出家。这样他们心理上方可平衡。唐肃宗时期以丑陋凶狠著称的权阉李辅国经常身挂念珠，不食荤血。明代正派刚直的宦官兴安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权阉王振也笃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在智化寺为王振建“旌忠祠”，并供奉王振的刻像。
清代顺治心腹宦官吴良辅喜好佛事，进而影响了年轻的皇帝，并引见佛学大师和皇帝来往。吴良辅在病重时，还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剃度仪式。当然宦官们信佛并不是悟性顿开，他们大多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心智上尤其是知识积累上都相对肤浅，天资也并无过人之处，他们信佛只是苦闷生涯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求得一丝可怜的宽慰。有的宦官还荒唐地将自己与和尚并列，他们也许真的不清楚这两者是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的，然而不如此他们如何能正视自己阉人的身份和中性人的人格？由此也可以看出，宦官们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悲凉与脆弱。
宦官晚年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边的二总管刘多生拜北京白云观方丈张宗濬为师，并取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他后来曾继任白云观第二十代方丈，并由龙门派创出了龙门分支霍山派，成为一代宗师。由此，宦官信奉道教也有了宗派。刘多生为了扩大道教的声势，曾先后捐募白银两万一千多两，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到一千一百多人，宫里有许多宦官都受了戒。刘多生还自捐白银三千六百多两，购昌平县良田十五顷，作为白云观的香火之资。据统计，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宦官寺庙二十六处，刘多生一派即建有二十处，其中以地安门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北海东夹道的素云观和蓝靛厂立马关帝庙规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宦官寄望通过信奉佛道来求得心灵安慰，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古代的宦官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这条断子绝孙之路的。他们在年轻力壮时执役于宫廷，温饱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一到年老力衰，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驱逐出宫的。这些人除了服侍人之外，并不具备自我谋生的能力，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为宦官在社会上是低贱的，家族中出了一个不男不女的“老公”，是整个家族的耻辱，死后也不许入祖坟。有的宦官则是从小被人拐卖出来的，连自己家在何处也无从知晓。基于此，宦官们大多在年轻时便积蓄钱财，购房置地，或捐钱予寺观，以备晚年有个栖身之所。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寺观也是希望年老的宦官将其作为退养之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宫里宦官基本上都有积蓄，另一方面则因宦官与皇亲国戚、高官显宦都有关系，寺观里收容几个过去稍有权势的宦官对于寺观自身而言有益无害。再是有权势的宦官出宫后，还可以用僧道的身份与显要人物接近，而且他们身为阉人，同显要的内眷接触更方便，更让显要们放心。如此一来，寺观的发财之道就更多了。
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为了避免泄露后宫隐私，明确规定年老的宦官不许回家，而是将其一概迁至寺庙，每天烧香度日，由宫中供给其衣物柴米，终其天年。明代的北安门里还设有安乐堂，专门安置有病的宦官，并在这里为病殁的宦官料理后事。在此入殓后出北安门，到西直门关外的净乐堂焚化。一些没有亲属的宦官、宫女，在净乐堂焚化以后，就将骨灰存放在塔下。
清代的宦官有退休制度，除极少数立有殊勋的宦官可以在宫中荣养外，年老或生病的宦官必须离宫。其中一些上层宦官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及赏赐等各种渠道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出宫之后自是衣食无忧。清末著名权阉李莲英在家乡置地三十六顷，珠宝金银不可胜计，并在北京购置房产七八处。在他死后，四个继子除每人都分得白银四十万两外，又各分得珠宝一大口袋，其他各房侄子分得二十万两，两个继女也各分得现银十七万两。统算起来，仅分掉的白银一项，即达三百四十多万两，可见其钱财之多。李莲英的墓地在京城德胜门外，修建极讲究，据说安葬后封顶时，用的是沙土、白灰、黄土和以蛋白、糯米汤灌浆，以至于当年德胜门外方圆十多里之内鸡蛋都被买个精光尚不足用，而蛋黄则随地丢弃。时值阳春，满地的蛋黄很快就变质了，臭气熏天，弄得当地百姓几年内看到鸡蛋就想吐。
继李莲英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财富又远在李莲英之上。他不仅在其原籍及天津、北京购置大量田产、修建楼房府第，而且还以巨额银两开设当铺、绸缎店、洋货店，并兼任致中银行的常务董事。小德张凭借这些钱财，出宫后在天津过了几十年颐指气使的阔佬生活。据说他在天津郑州道盖新房时，曾对施工的匠人们说：“你们要把地基打牢，打一寸厚我给一寸厚的洋钱。”工匠们当然乐于从事。每天下午二点，小德张准时前去查看，随身携带银元若干，觉得满意便把银元撒到地基坑中，任由工匠自分。这所楼房于１９２４年建成，楼内地板都是软硬实木镶嵌，花纹图案相当精美，室内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小德张家中除雇有管事、账房、门房、厨师、杂役、女仆之外，还有四五名小太监，专门负责替他烧烟、倒茶、摆饭、招待来客等事。除了他母亲外，举家上下都要称他为“老爷”。每次吃饭时，家人必须双手捧碗向他请安，口称：“谢老爷赏饭！”他平时也无事可做，常以写字作为消遣，另外还养鱼、养花，并养了几只哈巴狗。小德张信奉的是道教，早在宫中时，便常常到万寿山对面的宝珠寺去静修。居家后每逢道家节庆之日，也戴上道冠、穿上道服，盘膝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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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佛道与宦官末路（2）
像李莲英、小德张之类，能在出宫后过上如此阔佬的生活当然是极少数，而在宫里一辈子没混出名堂的普通宦官寺观也不愿意收留。为了解决晚年贫苦无依的问题，清朝乾隆年间，乾清宫督领侍刘钰、副领侍萧云鹏等九十一人曾成立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由入会宦官捐募一部分银子，在北京南郊置地二百多亩，并规定入会的宦官先交上白银百两，三年后便可到养老义会所属的寺观养老，吃住不用再付钱。可见，这类自养组织是以宦官身有余钱为前提的，并部分地改变了这些人晚年孤苦无依的窘境。
然而更多的宦官在年轻力壮时往往因心情苦闷而狂喝滥赌，余钱不多，其晚年也就相当悲惨。他们既没购置下田房，又没钱拜师，因而也不能入住寺观，只能流落在外地异乡，以乞讨为生，直到冻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