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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显然，聂荣臻的信，引起了毛泽东对抓“黑后台”问题的重视，所以才开了这次会议。
4月16日，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去看望林彪。
后来他回忆说：“那次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意思是不听话了。
我对他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不就来了。
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真令人可笑。”
“杨余傅”事件平反以后，有次傅崇碧来看望，他对聂荣臻说：“我早在3月22日午夜就被非法拘押了。
当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次扒着铁窗看，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
聂荣臻听完哈哈大笑。
可见，“杨余傅”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出来的。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对“杨余傅”事件，人们开始有了新的看法。
1973年12月21日，在聂荣臻出席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
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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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黑后台”的困扰（3）
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他们先后获得释放并恢复工作。
1979年3月，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江青有一次公然在有关北京军区的“华北会议”上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
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江青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起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
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在北京军区党委会上说，北京军区有必要“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对山头主义必须揭深批透。”
“总之你们要抓中心、抓重点，不要什么问题都抓。”
“不这样做，就很危险。”
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北京军区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
更有甚者，1968年4月开展反“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以后，江青一伙说“华北山头主义”是反对林彪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他们又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
聂荣臻本人则多次对别人说：“我自从1954年免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北京军区的事，这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事实确实如此。
原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建议。
凡属重大的问题，他都转报中央或军委决定；凡属个人职级待遇等问题，他都转请总政治部按原则处理，从不自作主张。
1979年7月，又是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使为此深受其害的许多“老华北”解除了思想和政治包袱，也彻底解除了聂荣臻为此而无端背的黑锅。
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1）
1968年3月11日，国防科委“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开幕。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多人。
在会前的准备过程中，国防科委党委1月11日发出了关于“学代会”代表选拔条件的补充通知，其中有一条，代表必须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
这成为聂荣臻搞所谓“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三条罪状。
2月10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七机部军管会的一个报告，其中提到，补充通知中关于代表条件问题，引起了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的争论，不利于促进他们团结的工作，希望领导上对代表条件的规定再做考虑。
2月下旬到“学代会”开幕前，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几封群众来信，说国防科委领导借开“学代会”的机会，有吹捧聂荣臻的现象。
聂荣臻知道这些情况后，请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到西山住处开会，讨论召开“学代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上，没有再提到选举代表条件的问题，因为这时候代表已经全部选出，知道两派都有代表参加，聂荣臻也就比较放心了。
于是他着重要求罗、刘、蔡分别把准备在“学代会”上的发言都检查一下，都不要有突出他个人的内容，主要应该突出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
但尽管如此，国防科委副主任在“学代会”的发言中，仍有聂荣臻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等提法。
“学代会”开幕以后，对国防科委持批判态度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北航红旗”和“916”为核心，联合起来，抓住“学代会”的代表条件不放。
说国防科委提出这个条件是为了垒“聂氏山头”，搞宗派主义，想把对立派群众组织整垮。
十多天后，“杨余傅”事件发生，结合抓“黑后台”，他们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使国防科委的各项领导工作，基本陷入瘫痪状态。
周总理知道了国防科委在“学代会”问题上的困难处境，于4月20日晚上9时40分至21日凌晨2时，接见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他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和问了一些有关的情况以后说：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学代会”代表的条件，是错误的。
但聂老总事前不知道，他知道后很不安，写了检讨。
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
“聂荣臻同志我们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
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
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大家要消除派性，搞好联合，把“学代会”开好。
4月24日，聂荣臻给“学代会”写了自我批评的信。
信中说：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和开始的一段，我正在病中，至今没有痊愈，有许多情况确实不清楚。
代表的评选条件，会上有突出我个人的作法，大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些错误，我作为国防科委党委的负责人，作为‘班长’应该首先负责。
‘核心’的那条极端错误的条件，事先没有报告我，到知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代表已经选出来了，我感到这个条件不对，但迁就了现状，未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未采取断然处置来纠正这个错误，此次会议准备的文件、发言、报告，我在病中，都不知道，虽然以前曾多次谈过不要突出我个人，不要吹，不要捧，会前也一般地打过招呼，但采取措施不力，更未检查过问。”
“我在四十多年来各个革命斗争阶段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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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2）
我绝不是一贯正确的，而是错误不少。”
聂荣臻的这封信，是经过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发出的。
如原信中有一句，“总理代表中央亲自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周恩来改为“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
另一句提到，总理的指示，对我们开好会议“起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改为“起一定作用”。
但信在发给“学代会”以后，仍有人说，聂荣臻的信“是做表面文章”、“没有触及灵魂”、“作为党委书记，不可能事前不知道‘学代会’代表的条件。”
4月30日上午，聂荣臻到“学代会”上准备检讨，听取意见。
可当他刚讲了几句，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口号声四起：“火烧聂老总”、“炮轰聂老总”、“万炮齐轰聂荣臻”。
接着是另一派反对这样做，也高呼口号。
至此，聂荣臻已经无法再继续讲话。
他乘会场稍静时，说了几句：“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由国防科委党委转给我，希望大家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大会开好。”
然后离开了会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6月1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的电话：飞机研究院一批群众来到国防部，要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唐曾任飞机研究院院长），说唐历史上有自首叛变问题。
该怎么办？请聂荣臻作指示。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电话上找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一个都没有找到。
他就直接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
聂荣臻在电话里说：“唐延杰同志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
毛主席说过。
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唐的问题不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了嘛。
群众贴大字报可以。
如何处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执行，不要让外单位揪斗唐。
这个精神，只给常委同志说一下，不要下传。”
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这些话传了出去。
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机关9名干部联名贴出名为《炮打聂荣臻》副标题为“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把上述电话记录中“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这句话，引申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
引申的话还打了引号，就变成了聂荣臻的原话。
由此，自然得出了“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结论了。
所谓唐延杰是“叛徒”的实际情况是：他1929年在长沙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的家人代他登报自首，后被国民党当局收容进感化院进行“感化”。
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时将他营救出狱，随即参加了红军。
经历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陕北重新入了党。
唐延杰重新入党时，与聂荣臻不在一个单位，所以，聂荣臻对情况并不清楚。
到1967年春天，有人反映唐延杰历史上有自首问题，聂荣臻当即要国防科委党委将唐的材料上报中央，还决定在中央没有批示前，当年的“五一”节没有让唐延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也不让唐再管机密性大的工作。
在聂荣臻的记忆中，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曾有过指示，经过反“围剿”和长征考验，一般都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聂荣臻说了电话记录里的那段话。
至于说“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