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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里有大批装有大米的麻包，可以用来垒工事。
于是，所有的人，有的扛麻包，有的拿起武器，很快在公安局外面马路上垒起了简易工事，抗击敌人。
但敌人也很顽强，就是不退。
聂荣臻想起了缴获的机枪，问谁会打机枪？一位朝鲜籍的黄埔军校学生说我会。
聂荣臻就叫这位朝鲜籍学生扛来了机枪，自己则站在机枪旁指挥战斗。
在街垒战中，机枪是威力强大的武器。
它吐着火舌，以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一批批敌人应声倒地。
敌人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向北退去。
后来，一部分教导团的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闻讯赶到，大家齐心协力，经激战，重新夺回了观音山制高点。
11日下午，珠江以北市区的战斗，呈胶着状态，几个还没有占领的敌人据点，久攻不克。
叶挺、叶剑英等亲临第一线指挥，仍然未能奏效。
而敌人则正调兵遣将，向广州市区进逼。
珠江中的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配合反革命军队，不断向起义军炮轰。
第四节在广州起义中（3）
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
晚上，叶挺回到总指挥部。
聂荣臻问他战斗现场的情况。
叶挺忧心忡忡地说，情况不妙，第四军军部、第四军械处仓库等据点敌人，凭借坚固的设施顽抗，一时难以攻下，如果我们的大炮多些，火力猛些就好了，如果要强攻，牺牲的代价会是很大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应该赶快开会决定方针才好。
聂荣臻说，是啊，今天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敌人是被打懵了，只有观音山与长堤天字码头两处，有少量的反击。
因为这两处都是战略要点，观音山俯瞰全广州，天字码头是珠江南敌人渡江北进的桥头堡。
看来敌人明天的反攻会达到高潮，这是最危险的一天。
而且我们的许多同志到指挥部来问，开会了没有，意思是在等待下一步行动方针的指示。
我也认为起义负责人应该赶快开会，确定下一步方针。
叶挺、聂荣臻去找张太雷，张太雷听了叶、聂的汇报，同意开会。
经过再三催促，起义领导人会议在11日夜里12点以后才开始。
诺依曼在会议一开始就宣布，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讨论怎么样来肃清珠江以北广州市区的所有敌人的问题。
接着张太雷说，叶挺同志你说吧，你不是与聂荣臻同志催着要开会吗。
叶挺说，广州暴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张发奎等敌方首脑人物都逃到了河南，他们正调兵遣将，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向革命进攻，西江、东江、北江的敌人必定会很快回师广州。
他们的兵力比起义军要大得多，一旦敌人包围广州，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避免四面受敌，应当趁敌人大军到来之前，把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有组织地分配给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尽快扩大队伍，明天就有计划地撤出广州，撤得越快越好！或者向北，到韶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会合，或者东进海陆丰，与红二师会合。
先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再作良图。
聂荣臻接着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叶挺同志的意见。
目前，在军事上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由进攻转入防御。
敌人的第四军军部和军械仓库，久攻不克。
敌方却已经在组织反攻，今天中午的观音山争夺战，帝国主义军舰不断炮击长堤一带，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等，就是敌人反攻的信号。
黄琪翔已经命令他在西江的部队，全部紧急调回广州，据情报报告，张发奎、李济深、李福林的部队，也正在紧急向广州周围集结。
在这样大的敌人兵力面前，毫无疑问，起义军难以坚守广州。
叶挺的意见是上策。
黄锦辉、叶剑英、曾干庭等发言，也都支持叶挺的意见。
诺依曼声色俱厉地说，革命只能进攻，不能退却。
叶挺的主张，是想把起义军拉到农村去当土匪。
还说什么，苏联共产党不久要开代表大会，广州苏维埃只要能够坚持8天，就有重大意义。
张太雷不懂军事，只得听诺依曼的，也附和着说，革命只能顾成功，不能顾失败。
叶挺、聂荣臻等正想反驳诺依曼，但听张太雷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说话了。
最后，诺依曼确定，12日4时继续进攻第四军军部和军械仓库，肃清长堤的敌人。
得手后，再向珠江以南进攻。
总指挥部下达命令的时间已经是凌晨2时多，当时没有可靠的通信联络工具，几乎都是派人直接到有关部队下达命令。
所以，实际上这个命令等于零。
12日上午，由于起义军集中了火炮，猛烈轰击第四军军部，敌人丢弃阵地，向珠江以南逃跑。
但军械仓库仍然没有能攻克。
12日这一天，敌人却在广州北部，广州到三水的火车站、广州到九龙的火车站、粤汉铁路上的黄沙火车站等几处猛烈反攻，这几个据点，先后被敌人占领。
第四节在广州起义中（4）
这就意味着，敌人可以通过广州周围的3条铁路线，快速调兵，进攻广州，于起义军十分不利。
12日的观音山争夺战，尤为激烈。
敌人占领，我们反击，敌人再度占领，我们再度反击，反复争夺，双方伤亡都很大。
在总指挥部，整天可以听到观音山方向密集的枪炮声。
12日中午，张太雷等到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了广州苏维埃领导人的名单。
开完会，下午2时许，张太雷在返回总指挥部的路上，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
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核心，他的牺牲，无疑是对起义的一个重大打击。
12日傍晚，叶挺、聂荣臻想看看各处战况究竟如何。
他们来到总指挥部东南方的财政厅，登上院内的天台制高点，在夕阳西下的苍茫暮色中，看到观音山有大队敌人已经绕过起义军坚守的阵地，向总指挥部方向袭击。
珠江以北市区，到处火光冲天，有些地方，显然已进入巷战。
总指挥部危在旦夕，起义军危在旦夕！聂荣臻对叶挺说，老总，这个局面怎么办？叶挺说，不接受我的意见，我有什么办法！聂荣臻接着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了，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必须马上撤退，否则起义军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撤退的方向，你说的两个去向中，去韶关太远，还是去海陆丰好。
叶挺没有吭声，只是叹息。
聂荣臻深知，叶挺是因为受了诺依曼的无理斥责，继续进攻又是张太雷决定的，他不好表态了，但他是不反对撤退的。
聂荣臻赶到总指挥部时，在门口碰上了恽代英、陈郁。
他们问，怎么指挥部里什么人也没有了？聂荣臻说，现在敌人四面向广州市区进攻，事态严重，观音山上的敌人来势很猛，我们必须马上撤退，我已经跟叶挺说过，他没有表示反对。
总指挥部没有人了，就由我们军委来下达撤退命令，你们赶快离开吧。
说完，聂荣臻进入总指挥部，见确实没有人。
以后他辗转找到黄锦辉，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确定下达命令，起义部队都立即撤退，到黄花岗集中，然后经花县去海陆丰。
聂荣臻去通知教导团，因为他不懂广东话，又不熟悉市区交通，教导团比较集中，容易通知到。
黄锦辉去通知赤卫队。
聂荣臻来到四标营教导团团部，找到了起义时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的李云鹏。
告诉他把教导团集中起来，到黄花岗集中后，经花县向海陆丰撤退。
下达完命令，聂荣臻由四标营往八旗会馆方向走，因为那里还有叶剑英。
一路上，碰到了起义部队，他就通知他们撤退。
下半夜，当他来到长堤时，长堤已经被反革命军队占领。
但仍然到处枪声不断，这是反革命在屠杀革命者和人民群众。
聂荣臻不走大街，专串小巷。
一次他碰到商团（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搜身。
名曰搜身，实际是抢掠，把他身上值点钱的东西，像钢笔、手表等全部抢走了。
敌人问聂荣臻是干什么的？他就是不吭声。
任凭他们搜，因为不会广东话，一吭声就可能遇害。
到了八旗会馆附近租住的房子见了叶剑英，聂荣臻把详情告诉了他。
他对叶剑英说，现在不能马上走，敌人在交通要道，轮渡码头等处搜查正严，待过几天后再说。
到12月16日，广州的街面上比较平静了，敌人的搜查已经放松，聂荣臻化装成商人，回到了香港。
广州起义，高举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旗，使苏维埃旗帜在广州上空飘扬了两天多。
但这场起义，又像事先预料的那样，在优势敌人的压迫下，起义行动失败，被害革命烈士达5700多人。
这样的一次大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可以说是伟大的意义与惨痛的教训同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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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在广州起义中（5）
但在总结这次起义时，刚调来主持省委工作的李立三却认为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对起义全盘否定，进而大批处罚参与起义的领导人。
聂荣臻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
在到达香港以后，他写了《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文章，刊登在1928年初的《广东省委通讯》第七期上。
针对“军事投机”的说法，他在文章中说：“这一次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与今年三月十二日的上海和八一的南昌暴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兵士的武装暴动，直接解除敌人的武装，夺取敌人的政权。
但广州的暴动，比上海、南昌更添特色的是：”八一南昌“参加暴动的有工人、农民、兵士，是工农群众的大暴动。”
“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这一次的政权，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苏维埃政权。”
“过去五十几年的巴黎公社，我们还常作很重要的功课不断地去研究它。
列宁同志得巴黎公社的经验，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
方才在我们眼前过去的事实，我们怎能不去寻得经验？”聂荣臻在热情讴歌的同时，着重从军事上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起义前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去广泛发动群众。
2、指挥机构不健全，叶挺只能指挥参加起义的军队，不能指挥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队。
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就难以充分发挥起义队伍的整体力量。
3、起义开始，没有很快占领邮电局，占领后也没有有效地加以控制，致使敌人在11日还能使用邮电通信工具，指挥调动部队。
4、没有在事前制订周密的撤退方案，致使起义部队匆忙退却时，秩序混乱，损失很大，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没能带走，也没有破坏。
5、没有组织有效的后勤保障工作，像吃饭，弹药供应等，都没有得力的措施。
6、肃反工作不彻底，尤其是起义一开始，没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