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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南明痛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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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
  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明成祖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前顶秃剃,一身疙瘩襻奇装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呜鸣而来,处处血光,不得不让中原汉人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大顺军李自成方面,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1644年阴历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入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欲向江南争半壁(4)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慢,仅仅十几天功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在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当属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所有这几支军队,皆是能拉出一战的部队。除此以外,郑芝龙家族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还是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势力也不能小觑。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族,一直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敢战的少数民族士兵。数量可观的军队和广大的地区,为明王朝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具有广大深度的回旋空间。
  南京,从地理位置上讲,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蟠,又有长江之险,文物繁多,田野富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况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定鼎天下,使得南京本身就成为一处极具政治象征的城市。它不仅北有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均有天险做凭恃。特别是南通往下,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让人顿起插翅难渡之感。再往北推,淮河本身可作为一道大的天然防线。如果南明政权真有远见,凭临淮河,步步北推,即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如此,自荆汴直凭锐铎,自可扫清河朔。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涌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政权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的时期拥有更多的复明条件。
  依据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再怎么不行,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个江南半壁,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
  恰当机会中的不恰当人
  ——弘光帝即位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官员们忧急万分,非常想知道崇祯帝及其三子的下落。
  本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率兵渡江“勤王”,但有消息说崇祯帝已经乘舟入海南下,大家只能按兵不动。不久,忧喜参半的南京官员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帝已经自缢殉国。如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拥立一个新君,以此作为恢复大明朝的政治象征。
  在南京,最有实权的,当属手中握兵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其次是南京守备太监,再次是提督南京军务的勋臣。以史可法为主,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明臣展开了立新帝的大讨论。
  崇祯帝已经“龙驭宾天”,他三个儿子仍旧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要保证皇位继承有人,否则天下群龙无首,就谈不上重整旧河山。
  立君这个大问题,有些只靠把史书翻译成白话的“畅销书”的“作家”们,认为:“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统早就乱了大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因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相搏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肆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言至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为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欲向江南争半壁(5)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是当年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爷俩不仅长相相仿佛(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一模一样。这对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作为“造粪机器”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抓后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得以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在洛阳,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阳很快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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