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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于斯时矣。
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
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
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
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鉴之。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面对清廷咄咄逼人的威吓，南明诸臣，依旧不放弃“借虏灭寇”的天真幻想，他们对眼前事实根本没有任何清醒的认识。更为可笑的是，降清鹰犬吴三桂，仍被史可法称为“我大将军吴三桂”。当时，人家已是清朝的“平西王”！而且，清朝王爷手下的汉人走狗，时时为主子出谋划策，他们的智商和谋划，皆高于他们南明的同胞们。
清朝建国后，销毁了无数对他们“形象”不利的史料，但多尔衮和史可法的这两封书信能够保存下来并且为世人所知，确实要感谢乾隆帝这个“好事者”。在他的一份谕旨中，他先“深刻表扬”了一下多尔衮，然后指出史可法的“孤忠”可嘉：
欲向江南争半壁（10）
朕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史）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
如果说南明诸臣皆愦愦，也不是事实。崇祯时代曾任大学士的魏德璟就曾上书，认为顺治帝年幼登基，诸位清廷贵族争权，李闯仓皇奔命，明朝大可乘机恢复中原，文武合力，逐次收拾旧山河。高杰、黄得功等武将，也曾想挥师北入河南然后进陕西，他们对朝中大臣向清朝示弱讲和之举大不以为然。
但是，当权文臣马士英、史可法的态度决定了南明的政策指向，这些人沉浸于“借清灭寇”、“南北分治”的梦想中，咬牙切齿想先灭掉“流贼”。他们不懂得，清朝才是南明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
由于南明政权在几个月内力图讨好清朝，不思进取，多尔衮风风火火加快了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毫不顾忌地着力平灭李自成余部。
十月下旬，多尔衮传檄江南，派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汉人二王孔有德和耿仲明，共率两万多精兵，直往江南杀来。
多尔衮举兵的借口有三：第一，南明擅立福王。第二，南明不思“讨贼”，诸将拥众害民。第三，崇祯帝自缢，南明诸臣穴鼠思懦，无人臣之礼。
幸亏其间李自成大顺军对怀庆府展开猛攻，多尔衮忙令多铎进入河南与阿济格联手作战，这才给了南明小朝廷一次喘息的机会。
使臣碧血洒北京
——左懋第的凛然北行
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大臣定下“借清灭虏”基调后，明朝前都督同知陈洪范上疏弘光帝，“自告奋勇”，毛遂自荐，要替朝廷充当使臣，前往北京与清廷谈判。
弘光朝廷很高兴，陈洪范军将出身，与吴三桂有深厚交情，他主动地不惧生死作为使臣到北京，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其实，这位陈洪范，与降清的明将唐虞时早就搭上线，暗与多尔衮书信往来，其实是清朝的奸细耳目。日后，北使数人，仅他一人获生还。为了掩盖自己的变节和暗中通敌，他作《北使纪略》一文，为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这个笔记虽是涂饰之文，南明使团的详细经过，也正因为他的记载，得以非常完整、详周的记录。
得知陈洪范即将去北京的消息后，大臣左懋第由于其母灵柩在北京，就主动表示要充当使节。最终，南明朝廷进左懋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进马绍愉为太仆寺少卿，进陈洪范为太子太傅，让三人率使团出使北京。一般派使臣去敌国谈判，中原王朝为隆重其事，都会加使者官衔。
左懋第受命后，却认为马绍愉不该同行，因为以前在崇祯朝，马绍愉因“款虏辱国”曾被左懋第弹劾过。弘光帝不许。确实，这位马绍愉以前和皇太极颇有交往，属于清廷的老熟人。
左懋第临危受命，明知往行虎狼之穴，心中却充满凛然正气，由此踏上不归之路。
南明与清朝的谈判筹码，基本依据大臣高弘图的章奏，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割山海关以外地方与清朝（本来就为清军所占，何“割”之有！）。
第二，承认清朝，以南北朝之例平等待之（太晚）。
第三，确定十万“岁币”的数目（可笑至极，清廷岂能接受这种“微薄”之礼）。
第四，改葬崇祯梓宫（想把自杀的皇帝从田贵妃墓中挖出，隆重重新埋葬，荒谬之甚）。
第五，弘光帝年长，称“叔”；顺治帝年幼，称“侄”，保留大朝面子（政治就是讲实力，谁强谁当“爹”，所以，此条也是南明可笑的自大）。
左懋第本人慷慨壮烈，抱有必死之心，临行前，他提醒弘光帝要时时整顿兵马，准备渡河收复故土，并且指出：“必能扼河而守，方能画江而安！”弘光帝唯唯，根本当作耳边风。
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南明使团浩浩荡荡从南京出发，除弘光帝给“北国可汗”顺治帝的亲笔信以外，还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以及一万匹绸缎。
荒谬至极的是，弘光君臣还派人准备用船运出十万石粮食给吴三桂“剿寇”用，幸亏军阀刘泽清把船只抢去给自己的“水军”使，才免使大量粮食为清军所用。
使团之中，还有一个祖泽溥，他是降清明将祖大寿的儿子，由于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南明派他去，是想让他和吴三桂表哥“联络感情”。
一行人走走停停，九月初五，行至济宁，但守城的清军不允许南明使臣队伍入城，并在城上放炮呐喊，作欲出城搏杀状。由于北行使团连护卫多达数百人，济宁清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敢贸然出城来相拼。
欲向江南争半壁（11）
九月初九，南明使团在汶土县遇到清将杨方兴（当时是个河运总兵），听完南明诸人的通好陈述后，他却殊不为意，大言道：“谋国要看大势！我大清兵强马壮，如要与我们和好，你们应该先行多运漕粮送给我们，我们往上面交待也好说话。交好没别的办法，你们央求摄政王（多尔衮）早行统一大业吧。本镇现在主要关心逆贼李自成的动向，没时间与尔等周旋。”虽为大言，确可见出，这位清将的见识，远远高出南明大臣之上。
行至德州，更可诧异，清朝山东巡抚方大猷满大街贴告示，给南明使团来个下马威：“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人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们，让他们自备盘费。只允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率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人等均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如此告示，已经明白无误表明，清廷不会以平等身份接见南明使臣，只把他们当成来京“朝见”的地方政权。
左懋第很生气，对陈洪范等人出示南明阁议的文本，表示说此行目的主要是“酬夷而非款夷”，重申“不屈膝不辱命”，要大家见清人时保持大明尊严。
九月二十六日，清廷派汉人骆养性到静海县，宣布只许百人进京，其余几百人皆集中关押在县内一个古寺中，严禁走动。
骆养性原本明官，与左懋第等人相见时语多礼敬，似有不忘故国之意。清廷间谍很快上报，多尔衮大怒，立刻派人把骆养性削职逮问。从此之后，降清明臣皆杜门噤声，再无人敢明里暗里与南明使团互通消息。
九月二十九日，南明百余人使团到达河西务。这时候，他们已经听说顺治帝要十月初一于北京正式宣布为“皇帝”。因此，一行人停留当地，先派小官王廷翰和王言，以“副将联名帖”的名义往清廷内院送帖。
降清汉官冯铨见帖大怒，厉声责问：“知道‘入国问禁’这一说吗？怎么你们不报摄政王，径自持帖来见我？”
王言小心回禀：“大明使臣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谢清朝。过济宁时，我们已准备发启通告摄政王，但德州有方巡抚‘不必敬他’之语的告示，因此中辍上启之事。现在使臣派我来见您，正是向您‘问禁’。”
冯铨语塞，脸色稍平，只简短言道：“我不收你们的帖子，可即进京来见。”
左懋第乃明朝大臣，熟知礼仪。行至张家湾后，不肯再前，派人送书启，对摄政王多尔衮表示：“依礼，我大明三位使臣奉御书礼币来北京，大清应遣官郊迎，岂有呼之即入之礼？”左懋第看似书呆子气，但铮铮铁骨，不辱使命。而后，他又写一封信，让王言持之遍示清廷内院的汉臣。
据王言回言来陈述，洪承畴见书，“有不安之色，含泪欲堕”；崇祯帝时代的大学士谢升“时而夷帽，时而南冠，默然忸怩”，只有昔日的阉党冯铨侃侃大言，傲然自恣。
主持内院的满人贵族刚林（刚陵榜什）厉声喝问：“为何使团不直接入京？”
王言答：“大明皇帝有御书，不可轻亵。大清如不派官依礼郊迎，使臣宁死不进北京。”
十月初十，清廷派出礼部官员到张家湾见南明使臣。先行入京的祖大寿之子祖泽溥派人传说，表示“摄政王见启，颜色颇善”，并转达其父祖大寿（先前在锦州降清）的话：“只要我们有机会，一定效力！”
南明使团派人暗中与吴三桂联系，得到吴三桂的回复：“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他暗中也派亲信表达：“终身不敢向大明以刀枪相见！”
其实，祖大寿、吴三桂此时如此表示，并无“心怀故国”之念，只是当时天下局势还未明朗，对南明使臣说几句宽心话，周旋而已。
过了两天，清廷派出仪仗队，鼓吹前导。南明使臣手捧弘光帝“御书”，从正阳门入北京城，左懋第一身孝服，凛然而行。
南明使臣一行人，均被安排住在鸿胪寺。大门紧锁，外面兵丁层列，有如监视囚徒。由于禁止生火取暖和做饭，南明使臣们又冻又饿，捱了一宿。
转天大早，清廷派来几个普通的礼部吏员，询问：“南来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