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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南鬼，不为北王！”
似乎英雄义举，感动天地。时正晴明天气，忽然风沙四起，屋瓦皆飞，其情其景酷似当年文天祥大英雄北京受刑之日。
行刑刽子手杨某也是汉人，他向左懋第等人涕泣叩头行礼，然后行刑，落刀。
萦绕不去的阴影
——与国偕亡的党争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一般史书和史家，皆众口攻讦马士英、阮大铖二奸挑事，其实，此见过于偏颇。
弘光小朝廷的党争，乃东林党人首先发难。正是史可法的犹豫和短见，使得四镇军阀得拥弘光帝继位。武人自此骄恣，东林一系再无全掌朝政的可能。在此打击下，东林党一腔邪火无处发泄，拼命对马士英和他所推荐的阮大铖展开攻击，大揭“逆案”。为求自保，阮大铖发起“顺案”，引联群小，与东林一系在朝中展开恶斗，大施拳脚。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完全不顾国事危在旦夕的大局，浸沉于党争派斗之中，最终把南明拖向灭亡。
欲向江南争半壁（14）
言及明朝党争，有必要理顺一下脉络。
自万历朝张居正去世，昔日被压制的言官力量忽然反弹，他们上书频频言事，指斥执政。党论之兴，自此勃然不可复制。此后，明神宗一朝的“争国本”、“妖书案”、“禁宗案”以及癸巳京察引起的贬黜，门户渐趋明显，首辅沈一贯出于私心，为争阁权，他对党争推波助澜，终于造成朝臣派系交恶日甚一日的情况。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在推选阁臣问题上惹恼明神宗，被黜为民，回乡闲居。十年后，他在老家原有的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讽议朝事，品评人物，并与北京朝臣同志者遥相应和，终于形成了“东林党”。
政治发展过程中，朝中又出现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皆因其首领籍贯而加以命名。这些党人互相勾结，与东林党人作对，只要是他们的异己，他们就把对方斥为“东林党”，这才造成东林势力中正人越来越多的局面。
而后，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发生，更使得晚明党争趋向一个高潮。三案之中，东林一系大都为持正君子，但也造成朝野诸党联合、共击东林的局面。
明熹宗继位后，魏忠贤大太监乱政，便与东林党的对手们联手，形成阉党势力，霍维华、崔坚秀、阮大铖等人纷纷加入，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阵容强大的阉党集团。有皇帝和魏公公撑腰，这些人在朝中大翻盘，屡兴大狱，接连以熊廷弼“封疆案”为由头，弄死了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君子”，然后编著《三朝要典》，以官方语言，对万历三案等事进行歪曲记录，从意识形态上把东林党人描述成罪不可赦的大奸巨恶。
崇祯继位后，诛除魏忠贤，大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逆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个团体，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全然不是个什么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正常状态下朝政的紊乱，使大明加速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看上去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此人，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清楚交待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问题。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倒霉蛋的霉运过程。由于他本人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员”。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让予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皆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杨维垣出于自己私心（为反驳倪元璐），也不观察当时政事的进展是否对阮大铖有利，就把第二份攻击阉党和东林党共为“奸党”的疏奏封进。由此，东林党人就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逆，并在随后对阉党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单，惩罚结果是“永不叙用”。
投机不成的阮大铖虽然倒霉，但本人是大地主出身，有钱有闲，又是大戏曲家，就流寓于南京，弄出一支高级戏班子，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当地的一些东林党士子大为不爽，以顾杲、黄宗羲等人为首，他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联合签名，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把阮大铖说成是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毒瘤。
欲向江南争半壁（15）
这样一来，阮大铖有口难辩，毕竟他名列钦定《逆案》，东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离开南京，跑去牛首山“隐居”。
张溥的“复社”用巨款行贿崇祯帝手下司礼太监，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坛当首辅，当时的阮大铖也从中出钱出力。对此，周相爷准备“投桃报李”。但碍于东林党人势力强大，周延儒不敢公开大用阮大胡子，就取用中间手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个好友当官。思来想去，阮大铖就推荐与自己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朋友马士英（又有说阮大铖是马士英“房帅”）重新出山。
这位马爷，本来当过宣化巡抚，中间因为贪污罪被罢职。至此，周延儒为做给阮大铖“人情”，就把马士英的职位归复，使他能得到凤阳总督的位子。马阮二人由此成为莫逆。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把持朝中大权，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本人讲，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人情还人情，起先绝无为《逆案》翻案的意思。不料，此举却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不断上书，危言耸听，指斥阮大铖是阉党骨干，如果起用他，国将不国。
于是，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纷纷痛心疾首，上疏弘光帝，责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翻逆案，是浊乱朝政的大恶之事，指责马士英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马士英极其窝火，但也不得不暂时中止让阮大铖入朝的行动。
不久，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见了弘光帝。黄澍此来，主要是受左良玉所遣，伺察弘光朝廷虚实。出于门户私见，这位东林党人在朝堂行礼完毕，即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愕然，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被先帝殊宠，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逢北京被困，他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闻警即逃，不守祖庙，不仅他自己是不忠之乱贼，又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边骂边哭，上前大搧马士英嘴巴。在场群臣，无不淒然动容，弘光帝也面红耳赤，熟视良久，对阁臣说：“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之。”
于是，黄澍当廷历数马士英罪恶，使得这位大学士脸面皆无，“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只得向弘光帝叩头乞罢。弘光帝当时准奏。
马士英当然不甘心如此就退出南京政治中心。他回家后，立刻上书，吓唬弘光帝说：“为臣一旦离京而去，四镇皆失势，朝中大臣们肯定拥立潞王为帝”。此外，密得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个太监也在宫内“流涕”劝说弘光帝：“皇上您如无马公，不可能正大位。如果逐出马公，天下人皆会认定皇上是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万事担当，皇上可以整日悠闲自在。如无马公，朝臣有谁肯顾惜皇上？”
弘光帝本来就是昏淫之君，耳根极软，很快就重新召马士英回朝。
这时的马士英，恨极了东林党人，召阮大铖密议，想方设法击垮朝中反对势力。
阮大铖咬牙切齿：“彼攻‘逆案’，我们应作‘顺案’以反击。”所谓“顺案”，就是要清算原来的北京明臣投附“大顺”的失身降贼行为。由于当时降附农民军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东林一系，马士英就上疏，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因先前自己在“策应”时没有拥戴福王，不安于位，纷纷离职而去。
姜曰广陛辞时，南明小朝廷还上演一幕忠奸争骂的戏。
弘光帝上座，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马士英勃然大怒：“我为权奸，你是老贼！”随即，他叩头对弘光帝说：“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姜曰广叱之：“拥戴皇帝登基，也是人臣居功的口实吗？”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无功，难道你们谋立潞王有功吗？”
二大臣争吵不休。最后，还是弘光帝在御座上面和稀泥：“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
二人既出，复于朝门相对破口诟骂。
姜曰广骨鲠廉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