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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竟然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磨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间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欲向江南争半壁（18）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史可法安排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偿补黄得功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经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膏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600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700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1644年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一下子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单力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之幸灾乐祸之心，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直杀南京去“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标志性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件。
高杰在前文中有叙述，这里要细讲一下许定国其人。
许定国，字肤公，是河南太康人，出身贫寒，少入行伍，膂力过人，据说能双手举起千斤大钟，所以有“许千斤”的绰号。
此人年轻时，一直在明朝辽东的军队中闯荡，因在山东平灭白莲教有功，得升为副总兵。崇祯初年，他被调任河南，大概是从崇祯六年呆到崇祯十二年。其间，许定国一直同农民军作战，并取得了太康之战的胜利。
总起来讲，许定国战绩一般，主要与农民军周旋而已，但个人势力日益积攒。
崇祯帝在河南新设河南总兵，委与原为河南巡抚的张任学，把时为“署镇”的许定国调往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许定国才被实授为山西总兵，当其时，他已年近七十。
不久，由于李自成在河南展开猛烈进攻，困围开封，明廷命令许定国率五千精兵从山西赶往河南进行援助。此时的许定国，心怀简慢，上疏崇祯帝，要求朝廷先发赏银赏缎和银牌。出于事急，明廷兵部满足了许定国的要求，凑银凑物运至山西。
许定国却得钱得物不使劲，行至山西沁水时，他就开始磨蹭、拖延，并暗中唆使部下士兵哗变。然后，他本人就以安抚为名，长时间在沁水一带逗留观变，生怕临老死在河南的农民军刀下。
明廷兵科给事中不久上疏劾奏许定国“挟非分之赏，率援汴之师，阴纵士卒而归，借口招安，逍遥河上”。
由于事实清楚，许定国被明廷逮入北京，下狱论死。如果在平常，老匹夫肯定难逃闹市中刽子手的大刀。
但是，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大败明军后直扑陕西，击死明朝大帅孙传庭，进军延安、榆林后，直向山西进发。
病急乱投医，事急瞎找人，毕竟许定国是个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将，在兵部尚书张缙彦保举下，明廷把许定国从狱中放出，授“河南援剿总兵”一职，让他跟随兵部右侍郎余应桂收拾孙传庭死后留下的残局。
欲向江南争半壁（19）
余应桂文臣，又无胆略，没到山西就止脚不走，很快就被猜忌多疑的崇祯帝削职逮问，这样一来，许定国上面没有了文臣“督师”，重新回到他的老根据地河南。
由于他先前在河南呆了六年多，培植了不少自己的私人势力，所以如鱼得水，旧部纷纷来归。
经过北京的牢狱生涯，许定国对明朝上层心怀怨恨，他专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以图乱世自保。
于是，他以睢州为根据地，散尽家财，购买军械，招集军士，专心拥兵自固。在一年多时间内，聚集了一万多能战之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间，北京面临农民军的兵临城下，崇祯帝四处下诏让各将“勤王”，加许定国官职。但他不为所动，根本无任何报国忠君之心。相反，他率部下军将，趁乱大掠商丘、宁陵，与当地明军互相野战，杀人盈野，蹂躏地方。
崇祯帝自杀后，清军入据北京，弘光帝继位于南京。河南一带，变成了“三不管”地带，但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各自盘踞。河南南部、东部，残明将领居多；河南西部的洛阳、陕州、灵宝，有不少农民军的队伍；而清军，主要集中于豫北的卫辉、怀庆二府。
思前想后，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定国自然与南明弘光政权搭上线。弘光帝授他“镇北将军”一职，并让他率兵北进开封。
许定国自然不愿离开老窝睢阳，借机拖延。同时，为了给自己上双保险，他暗中与清朝在卫辉的河南巡抚罗绣锦通气，表示愿意归顺清廷。虽如此，他也只是口头表示，没有实际行动，因为清廷当时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罗绣锦也不傻，他向清廷打报告，指出许定国心怀叵测，有可能趁清军南下或西入有所动作，不得不防。
许定国虽是南明在河南的重将，但他名义上是四镇中势力最强的高杰手下的部属，因为当时高杰有经理河北、河南等地的权力。
许多历史书籍，皆讲高杰与许定国有“私仇”，特别是史学大家谈迁，在《国榷》中讲高杰为农民军时，曾杀许定国一家。此种说法，多为日后正史所采纳，敷衍成篇，以此作为许定国杀高杰的原因所据。
仔细研究各种史料，可以发现，谈迁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1645年，即顺治二年初，许定国遣其子许尔安、许尔吉两人渡河，赶到清朝的王爷豪格处投降，当时二人皆是成年人，为明朝参将；七月间，归降清朝的许定国随清军南下，其妻邢氏年老多病，上书清廷乞还老家——从这两条就可以看出，许定国老妻壮子活得好好的，哪里有一点从前“全家被杀”的影子。
此外，许定国杀高杰后给清廷上揭帖，也只讲高杰诬称他结交清朝，并未称二人之间有杀家毁宗的私仇。如果真有这种仇恨，在价值观首推孝道忠义以及看重家族血脉的明清之际，许定国一定把家仇拿出来说事，因为这些更可凸显他投效清朝的无辜和“孝勇”。
所以，流行的有关许定国杀高杰是为全家报仇的说法，基本没有什么可靠的史据。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讲，许定国自负有功，久不得晋官，就上疏诋斥高杰从前是贼头，由此二人生怨，结下了梁子。
高杰每对人称：“我见许定国，一定要亲手捅死他！”但是，从个人经历看，许定国老兵油子一个，曾下狱吃过亏，当时他隶属于高杰手下，仅有万余兵丁，一个小小总兵对一个“集团军司令”叫板，还是公然叫板，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讲他指斥高杰曾为“贼”，这更触忌讳，因为在南明将领中，昔日的“贼”数目不少，遍布军中。许定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攻讦高杰而为自己广树仇人。
究其事实，许定国杀高杰，更多是出于个人利益，私怨并不是导火索。
1644年秋，怀庆的清军大败于李自成后，牵制了清军主力的进攻方向。清军各路调集，正拟进攻江南的多铎也转向，在年底抵达河南卫辉、孟津一带。也就是说，清军的主力后撤到黄河一线。先前，正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使得清军非常狼狈。
睢阳是个军事重镇，只要守住这个地方，南明的两淮和长江下游地区皆可安全无虞。
许定国闻讯，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为明朝守城，他如惊穴之狗，立刻派人到多铎处请降。不久，多铎率军开拔，许定国复派人携书至山东向清朝肃亲王豪格乞降。为表达“诚意”，他还在转年年初遣其二子渡河到达清营。
由于对当时的情势拿捏不准，多铎又无多尔衮之命，没敢即刻渡河。
多铎不急，许定国着急，他写信哀求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让他允许自己的家属过河入清营。主动送亲人到清营为人质，可见许定国是真心归降清廷。
此时，意欲北进图复中原的高杰来到了归德。
高杰此人，虽然跋扈，但经史可法激劝，感奋思进，于1644年阴历十月十四日拔队北征。祭旗之时，风吹大纛而折，红夷大炮无故自裂，时人迷信，以为出兵不吉。高杰不顾，毅然登舟。据撰写《青暽屑》的庄廷吉（此人是史可法幕僚）讲，十四日那天，俗称“月忌”，常人恶之，不行大事，高杰偏不忌讳，毅然踏舟进发。
十一月十三日，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