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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系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半明半灭大明朝(6)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原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清廷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
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粮),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乃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平定闽地的海贼。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依恃郑芝龙,平灭了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企盼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公公到后,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拱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吓得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打自己的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的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半明半灭大明朝(7)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军”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
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最惧与之交战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廷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恰好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
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给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未(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剑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明军人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