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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残酷性往往便体现在这里，在一部分人欢欣鼓舞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往往正悲观失望。丽萍并没有让这种悲观失望无限期地蔓延，很快便让他们随同一部分教师交流到了别的镇，多数到了财政状况明显优于原单位的镇，只有少数被调到了财政状况更差的镇。
到财政较好的镇，虽丢了官，却多拿了工资，心里毕竟还算平衡；到较差镇的人，多是罢课的坚定组织者，虽老大不乐意，却经不住新任校领导强大的思想攻势和丢饭碗的威胁，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因为调整虽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终是无懈可击，更何况离了群，你根本无法再掀起多大风浪，到了新单位同样要享受嘴里热烈欢迎却无人理睬的冷遇，于是只能以时常涌起在心里的“人挪活，树挪死”的可怜想法来安慰自己。
这种在教育系统少见的不少人仍心存惧意的没有任何上进的异镇交流方式的人事调整结束后，丽萍立即又对作为罢课焦点的工资问题进行了改革。
其实，所谓的改革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按国家的调资标准进行了理顺，让人们对自己应得的工资数额有了个大概了解，而且限于镇级财力只能在原标准上提五个百分点发放，丽萍却借此做足了文章：在改革的许多天之前，风已放了出来，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传得沸沸扬扬，让人们的心里泛起了许多期冀，从而淡化了罢课和人事调整的印象。
只有人们按时把工资拿到手，并且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比原来多拿了不足五十元——原来的工资由国家、省、地三部分组成，现在只按国家标准执行时，难免要产生些许的失落，但政府毕竟说了实话，而且一再道歉，尤其是与工资甚至有所下降的镇级机关干部相比较，虽然仍有个别人提出了工资“含金量”的问题，醇厚的天性还是让他们感到稍稍平衡了些。
而鉴于上次罢课教训的丽萍，也一改从不过问教育的作风，经常地深入到全镇的各中小学，友好而且亲切地与教职工甚至学生开展一些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让这些原本没有见过多大世面尤其是象丽萍这种大官的师长们，倍感受宠若惊，心里隐隐生出一些感激，渐渐地便对罢课生出了悔意。
对于这种不近实际的作秀，尤其是面对她正逐渐恢复的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虽然我的视觉已正常了许多，仍难免要忿忿不平，只有忘我地去与学生们接触，企图找出目前形势下新的教学方法，郁闷才会稍稍减轻些。
现在的学生已不同于我们做学生时那样清澈单纯，复杂的环境让他们的思想同样变得复杂起来，甚至比复杂的环境更复杂一些，他们对老师的喜怒哀乐能够了如指掌，比对自己了解得更全面。对于我的郁闷，他们给予了高度关注，这让我感到甚是狼狈。
我新接手的初一·三班有一个头不高的孩子，聪明伶俐，显然是一帮男孩儿的头儿，只是学习成绩如他的个头一样，似乎永远长不高。他父亲曾为此与我多次探讨过，这位经商业绩颇为不俗的父亲比其他的父亲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尽快提高成绩，言语中多次提及自己遗产继承权的问题，甚至扬言只要能够帮他儿子提高成绩，他将不惜重金。
我一贯反感这种以金钱自诩却又惜财如命自以为有了钱便是大爷便能办成一切的人，他的话显然激起了我的高傲，便没好气地回绝了他。其实，培养好每一个学生，是我始终坚持的原则。
这位父亲居然把我们之间不愉快的谈话告诉了儿子，并胡言乱语地预言说什么我将对其不利。儿子似乎比老子更具灵性，但小孩子不可能不受到大人的影响，便一味地讨好我，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师，何必那么郁闷呢？人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得过且过呗。他居然看出了我隐藏极深的郁闷，而且说出了我意料之外的人生态度。
答：我没有感到郁闷啊。
劝：别装了，谁还看不出？不过，别担心，谁要是欺侮咱，咱尽可以修理他。
好奇地问：怎么修理呢？
答非所问：您认识飞哥吗？飞哥是我们县最有名的小混混，看得出来是这小子的崇拜对象。
我一惊，随即理直气壮地答：我认识公安局长。
毫不掩饰着急且一本正经地劝：公安局长不如飞哥管用，我爹认识他，只要咱哥们儿一句话……
未及他说完，我心里骂着“势力小子”，手已向他的脸上闪过去。
“啪”地一声脆响，他用手捂着脸，恐惧地盯着我后退着。
我的心突然软了，难道这一切应该怪罪一个孩子吗？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人也呆可可地许久不说话。
我的失常变化让他惊慌失措起来，他两手轻轻地摇着我的胳膊，嘴里则不住地叫着“老师”。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开展信仰教育的想法，而且觉得这是唯一的长久之策。人的不少想法都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经过后来的再三斟酌和推敲，往往能够发展成为金点子，从而解决长期困惑自己的难题。
后来，我把这种教育与激活欲望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教学实践，发展成了一种以共青团活动为载体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注重人的信仰的培养和创造性的开发，因为用于非书本学习的活动时间增多，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遭到了急切追求学业成绩的家长们的激烈反对。我不得不动用了丽萍的力量，校长才勉强肯让我试验下去，他理所当然地也为此承受力了巨大的压力。
三年后的毕业考试，确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班级的六十余名同学全部如愿升入了高中，我们刚才所提及的小个子居然考取了县重点高中。
就在公布成绩的那一天，这小子居然从他爹的账户上盗走了六十万，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他爹自是火烧火燎地发急，而他却悠然自得地坐上了去西部旅游的火车。
我虽没有纵容他的这种做法，却并不反对，而此刻的他已是毕业的学生，我尽可以置身事外，因此他爹只有朝我干瞪眼的份儿，除了指责我教育失误外，再没有任何难为我的理由，虽然他在去西部之前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絮絮叨叨说了不少，我却一句也没有听清。
这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想法：自觉轰轰烈烈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轰轰烈烈。感觉中的轰轰烈烈需有人欣赏，却不一定有人欣赏。我偏偏喜欢这种无人欣赏的轰轰烈烈，注定了我的悲剧。从悲剧中不难看出，我性格懦弱，却并不懦弱。我喜欢改进，但不喜欢改过。一个人改过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不想改过。
（三）1、2
1
经营家说，是非标准是一个受“外”在因素制约“内”“外”不断制衡的过程，象徘徊于恋爱十字路口的多愁善感的女孩，既追求耀眼的风光体面，又竭力地寻找借以掩饰羞涩的理由。
所谓的“外”，即是为社会所倡导且至少从表面上得到公众认可的价值趋向；所谓的“内”，即自我，体现着因个体自我意识的强弱和认知水平的高低而表现出的差异性。“内”“外”不停斗争制衡的最终结果，总要趋向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表现为个体以幸福感为前提的具体的是非标准。
是非标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强烈的排他性，其随“外”自我调整的快慢往往能够决定人一生的作为。
勿庸置辩的事实表明，“内”“外”完全吻合或完全背离的人都不多见，现实中绝少存在的不是圣人就是大奸大邪之人。
这里面有个临界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能够找到“内”“外”最佳临界点的人，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最佳临界点具有圆滑性，即我父亲常说的居于这个点上的人必定是判断力与行动力相统一的人。只有判断力，无异于临渊羡鱼；而只有行动力，则必定是莽汉，莽汉便少不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命运；二者皆备但不能统一，又常常白白丧失许多机遇，空自嗟叹不已。
由于“内”的差别性和“外”的强干扰性，要准确地找到这个点并非易事，客观上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常常不同程度地抵消人的幸福感而让人丧失寻找的勇气，当然，现实中也并非缺乏以此为乐的人，因为其中同时充盈着诱人的刺激，我和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尽管无法摆脱“外”的强大制约，但总喜欢从中寻找到生存的缝隙，实事求是地说，找到缝隙的喜悦足以让人颤抖。这或许是我们能够取得今天这点儿成绩的根本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所有的坏人都贼眉鼠眼所有的好人都正气凛然的年代了，许多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时，令人惊讶而又不知所措。
譬如公款吃喝问题，绝不可以用“对不对”这样简单的判断词来提问和回答，因为用茶杯换茶壶的观念已经逐步在不少乡村领导中流行。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最容易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习惯。
从局部看，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但从整体上看，又在破坏着传统的道德，容易败坏社会风气。尽管如此，赚钱终究成了可以正视和坦言的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尽可以敞开了口袋去赚。这并不意味着咱们所说的是非标准因为单调而丧失了意义，事实证明，反而更加复杂和重要了，因为差距渐渐随着是非标准的差异而产生了。
我的讲述既然就是要支撑上述观点，话题不妨从临时工转干说起——临时工转干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除了升学和当兵之外的能够跻身干部行列的另一重要途径，许多自觉有点儿能耐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托亲告友往乡机关的临时工队伍里钻，企图通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愿以偿地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了乡机关的领导岗位，譬如分管我们的副乡长据说就是临时工转干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事儿，经常借这事儿说事儿，以此作为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理由。
我之所以对转干采取了极为冷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了他这种不断重复的刺激而形成的逆反心理所致，倒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因为我父亲有钱的缘故。
长期冷漠的结果，便是让我变得对一切都漫不在乎，尽管传言说这一批转正是最后一批转正指标，但我仍是无动于衷。
传言的理由是几乎每年都有的转正指标早已让原本只有二十几人的乡机关发展到具有上百人的规模，而盲目上马的乡办企业半数以上已处于停产半停产或勉力维持的局面，靠向下属企业收取管理费赖以维持的乡工业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成了摆设。
传言有充分的理由便算不得传言，况且这年月只有傻子才会不相信传言。
可这传言只沸沸扬扬地传了不长的时间便嘎然而止了，象是在忌讳着什么，没有人肯再提起，脸上却是凝重严肃了许多。嘎然而止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冷，冷得让人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