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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所有的行为几乎都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初始教育实际上就是人自出生到上学前由于受到客观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便已形成的判别是非的标准，这种是非观念是最牢固的极不易改变的，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因为我已故的大舅，老家人对于酒的热情自是比烟淡了许多，虽不竭力反对，却也没人去提倡，因为饮酒是被当作不过日子的典型来看待的。
我大舅是喝酒醉死的，抛下我大舅妈和五个大小相差无几的孩子便走了。那个时候，老家关于已婚女人绝不可以再嫁的风俗已然有所松动：已婚女人，只要尚未生育是可以改嫁的，而如果已生了娃，则必须待将娃抚养成人方能改嫁。否则，据说改嫁者会连续三年日夜都能听到死鬼的哭嚎，在阳世则会被人呼之为“破鞋”。苦苦熬了三年之后，名誉上的束缚终抵不过现实的生活，我大舅妈带着五个孩子远嫁了他乡，传言五个孩子都随了后父的姓，我大舅一脉在老家便断了“后路”。村里人认为，人活的就是“后路”，如果断了“后路”，无论生前如何风光，都是莫大的罪过。
其实，我大舅嗜酒是有原因的，并非完全来自于遗传，因为我姥爷家的上八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并无一人有饮酒的记录。都怪我大舅妈生育能力太强，到第五个娃出生后，仅靠我大舅一个劳力从生产队挣得的工分已然分不到多少粮食，如果说其他人家是在过日子的话，那么我大舅一家至多能说成勉强度日。
我大舅原本是个性格倔强好要面子的人，偷自是不会，借又张不开口，便无师自通地练就了一手砌墙的好手艺。据我娘说，我大舅砌的墙不仅直而且坚固，尤其他砌的炕，不仅不倒烟热得快而且省柴火，晚上躺倒上面，滚烫滚烫的能治风湿，在我老家从没听说有人得过风湿病，大概都是因了这炕。可惜，那个年代的手艺只能用作帮工而绝不可以用来挣钱甚至谋生。当然，修主用帮工也是需要管饭的，饭菜都是些连过年也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和炒菜，还有酒。
吃这样的饭菜，我大舅不由自主地就要去想五个饿得如同馋猫儿似的孩子和虽瘦骨嶙峋却依然姿色艳丽的我大舅妈。据村里人说，我大舅妈如果有现在的生活，身材绝不会亚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想到他们，酒量本来不大的我大舅便只喝酒少吃或者不吃东西，累了一天已然饥肠辘辘的我大舅认为既然酒是粮食的精华，酒一定是可以充饥的，岂不知就却偏醉空腹人，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大舅往往只用一会儿便已烂醉如泥。
既如此，修主便常常过意不去，总要收拾一些剩菜剩饭送到我大舅家，我大舅要的就是这效果，因为即使剩菜剩饭也比我大舅家的伙食要高出若干倍。其中当然也不乏我大舅认为小气的人家便故作醉酒或溅了酒或犯腻歪弄脏了的，但五个被我大舅戏称之为的“饿猫儿”的小家伙儿见了照例能够过年似地欢呼雀跃一番，然后数着一二三蜂拥而上抢食而光，而我大舅妈自是轮不上去吃一口，只能用开水把碗底冲洗几遍喝下，也算是开了荤腥。
日子久了，我大舅妈便多了心眼儿，事先都要预留出一点儿给我大舅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儿，因为我大舅醉酒醒来后总要去吃俩菜团子喝两瓢凉水。我大舅自是更舍不得吃，常常故作自豪地把嘴一抹，说凭咱这手艺修主还能不管咱吃个饱，说着就用手抚着自己的肚皮，嘴里不停地打着饱嗝，仿佛果真正撑得慌。
我大舅妈便信了，笑了；我大舅便亲一口儿我大舅妈，强逼着我大舅妈当真吃两口儿；我大舅妈半推半就着，任凭我大舅把美味儿强行送进她嘴里，装作一脸的幸福，却乘我大舅一不留神之机又吐回碗里，留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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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让我大舅家彻底摆脱一年当中至少有五六个月缺粮的窘困，反而让村里有些不得不求我大舅而被我大舅认为小气便借故推脱掉的人或者因烦我大舅实在嘴里不便说便心里记恨着的人把我大舅说成了酒鬼儿，之所以穷便是因为能喝酒。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穷到了这份儿上，为什么不出去要饭？据我娘后来回忆说，我们村那时候正在“放卫星”创“红旗村”，讨饭是丢村集体脸的事儿，所以把关非常严，根本出不去。在红黑分明的年代，谁不愿去做“红的”而宁肯去做“黑的”？更可况我大舅妈因高生育刚得了个“模范”，村里可是敲着锣打着鼓正儿巴经地送过光荣牌和大红花，“模范”岂有带头违反规定的？
人活着难免就要是是非非，即使想躲也躲不开，但是非归是非，终究还要活着。我大舅就这样活着，酒却愈发不堪了。如果说他刚开始喝酒多少还有所企图的话，后来便完全丧失了目标。
譬如，他原先只要沾了酒，总会找千般理由向修主告辞回家，而且绝不让人送，因为只要一顿饭的功夫他便憋了一肚子话要去向我大舅妈诉说，其实这些话也算不得什么要紧的话，多是我大舅酒间闷声不响听到的自认为有趣的酒话或者偶有感而发或者在外面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而不显醉态到了家里略有放松便醉态毕露嘴里喊着没有醉实已醉了却自认清醒地去竭力回顾着喝酒的场景唯恐有了闪失，回顾着便非要絮絮叨叨地讲给我大舅妈听，我大舅妈便象哄孩子似地哄着他，装作认真地听他讲，脸上露着笑，实已思谋生活去了，由于没有人搭讪，我大舅讲着讲着已然睡了过去。
渐渐地，我大舅醉了酒便让人送，而且送到家里不再有那么多废话，而是倒头就睡，直至睡醒，起先还有一些悔意，后来连悔意也没有了。间或哪天修主有事儿送不了我大舅，我大舅便回不了家，常象村里的其他醉汉一样躺倒街中央便睡，直到有人喊了我大舅妈把他拖回家去。
我小时候常不解村里逢年过节何以会有如此多的醉汉，至后来自己喝酒才明白，原来过去喝酒的菜多是一种摆设根本没有多少油水：没有人会傻到肯因为请一次客把自家一年的油水全吃光的地步，有的会办事的人家虽常请客善充大方，其实他家里即使砸锅卖铁也拿不出多少好东西，请客这时真的只是一种心意的表示。
发展到了最后，我大舅醉了酒便不肯再让人送，也没有人再乐意去送，因为怕受到我大舅妈的刁难和责骂：为什么你们都不醉偏偏把他喝醉了？显然我大舅妈已经厌烦了我大舅的经常醉酒，常常这样口不择言地数落着人家。
岂不知我大舅遇酒必喝，逢喝必醉，而且不烂醉如泥是绝对不肯走的。鉴于我大舅妈的态度，我大舅醉酒睡到街中央的机会便多，别人偶尔有那么一两次，他常有。
我大舅妈便劝他少喝，他嘴里应着，到了酒桌上却仍是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不把他彻底喝倒，他就会骂街，好在村里人多受过他的帮忙没有人去跟他计较，但酒名却是从此远播了，连别的村庄的人也知道了我们村有这么一个不堪的醉汉。既然这样，村里人便不再请他帮工，自也不会再请他喝酒：何苦为了这么一点儿小活儿而弄得鸡飞狗跳全家人都添堵不安生呢？
此时，我大舅肯定已有了酒瘾，没人请喝，他嘴馋的不行便常偷家里原本不多的瓜干去村里的供销社换酒喝，每次都不多，现换现喝，喝完即走。这样喝必不过瘾，但我大舅实在无法，因为我大舅妈虑及我大舅的酒瘾早已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家里哪怕少得可怜的经济大权也全部由自己亲自掌握。从我大舅身上看，凡事不可着瘾，一旦着了瘾连性情都会随之改变。我猜想，我大舅必是因此与我大舅妈产生了对抗，对于自己溺爱的五个“馋猫儿”和珍爱的美人已全然不管不顾了，只千方百计地不肯放弃任何一次已是少得可怜的喝酒的机会。
那年生产队年终开支，我大舅瞒着我大舅妈去支钱，由于会计事先受过我大舅妈的关照便不肯给，我大舅便死缠硬磨，会计只好把当年的五元钱开支给了他，但会计想到我大舅因长期醉酒而变得又红又迷糊的双眼便害怕，给了他便急着告诉了我大舅妈。就这么一耽搁的功夫，我大舅已醉得人事儿不醒。这是我大舅惯有的状态，我大舅妈便托人把他背回家放到炕上，只认为他睡一会儿就会醒来，不曾想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便是我大舅去世的全部过程，我一直不相信我大舅是醉死的，肯定是得了诸如脑溢血心肌梗死之类的病延误了救治，“醉死”一说应该完全是个推脱责任的托词，反正就这么草草火化又草草入土为安了，已然无从考证。
但我大舅何以会变成这样，村里人有颇多议论，最典型的有这么一说：说是我大舅妈有洁癖，所以夏天常到村东的小河去洗澡，绿树、野花、小溪和肌肤洁白如雪的我舅妈……生产队长偏巧巡坡回来有幸欣赏了这难得一见的一幕，尤其是我大舅妈赤裸着坐到水里歪着头洗发的专注的神情，只见了一眼就深深地烙进了脑里，回到家里吃着饭跟老婆做着爱都在想。
生产队长管着上百人的吃喝拉撒睡，是个实权人物，打那以后便日夜思谋着去找合适的理由和机会接近我大舅妈。手中有权当然就好办事，生产队长轻而易举地便找到了入情入理别人虽心里不服面儿上却无从反对的机会：
安排我大舅妈白天去看场院，说是她孩子最多需要照顾；安排我大舅去当小组长，说是我大舅手巧。我大舅当组长，活儿便轻，而且因为大小是个官儿，挣工分一个人可以顶一个半人；我大舅妈看场院，既可以照顾孩子，又能够挣一个人的工分，还可以带着五个孩子憋足了劲儿地去偷吃场院里的粮食，当然回家的时候，我大舅妈也绝不会放弃如此难得的机会，自己和五个孩子的衣兜都着意做得特大，而且总是装得鼓鼓囊囊的。
生产队长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仅凭此，我大舅一家七口总算过了半年多不缺粮的日子。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借故请我大舅喝酒，自是每次都要喝得烂醉如泥。
突然降临的好运一时间让我大舅和我大舅妈乱了阵脚，不仅没能领悟队长的好意，反而经常反复地商量如何去报答队长，却怎么也没商量出个结果。
有的人就是这样藏不住事儿，自从心里有了事儿，原就怕羞的我大舅妈见了队长便更羞了。我大舅妈本来就是一个美女，必然有着所有美女的共同特征：越羞越艳丽。有些女人往往喜欢出风头，自以为出了风头就会招人喜欢，其实不然。
我大舅妈克服了上述女人的所有缺点而保留了美女几乎所有的优点——生育过五个子女又经过了大半年饱饭的滋润，再加上我大舅妈对队长借机先是小心翼翼继而渐渐放肆大胆起来的挑逗的愤怒的娇羞，越发撩拨得队长欲火难耐。我猜想那时的队长必着了魔一样，不知从哪听来些说是女人见了自己越害羞越说明对自己有意思之类的歪理邪说，愈发认为我大舅妈对他有意思。
那个年代，男女关系是能害人命的大事儿。慑于此，队长必不敢霸王硬上弓。他往我大舅家跑得更勤了，有事没事儿便跑，而且总是提着东西，绝不空手：或从生产队的库里捎带三二十斤瓜干，或用瓜干换了酒，故意吆五喝六地连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