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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个人都在篆刻一部“史记”，只是手法不一而已。有的人举手投足间就能颠倒众生，死后更有像司马迁这样的一大帮子闲人帮其粉饰“谥记”；余下的一部分人，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等着天黑陪老婆压床板，死后没人纪传。这样的人生前是“屎记”，蹬腿儿就成了“死记”，最后黑框儿箍边，往墙上一糊，便足可告慰平生。
我很想对别人说，我就是前者。可自己行的那些苟且之事总是见不得光的。
偶尔有些流氓也会成为文化人，就象我——一个大学青年教师，而这些都是命运达人在茅坑里玩粑粑玩出的创举。
这所有，所有，肮脏而痛苦的往事还是听我慢慢跟你道来吧，不过这还得从司马迁的《史记》说起，咳，谁叫我借他起了个头呢。
※※※※※※
“黑夜的阉割，迎来黎明/司马迁的阉割，著成《史记》/来吧，同学，为我们的思想做个结扎手术，拥抱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的语文老师在全校高三备战高考100天的动员大会上所作的发人深省的三句陈词。其实，整个大会上他就只说了这么三句，但我很明白他当时心里怎么想的。瞧这群疯牛犊子，把学校都当成了配种基地，让我逮着你们这些卵蛋们就是一棒槌，吧唧一声响敲个粉碎，包你们成栋成梁的。
从修辞的角度上说，他非常巧妙的运用了比兴手法。但从文史角度来看，他却漏洞百出。首先，司马迁的阉割是被迫的，如果不被阉，说不准《史记》能达到更高的伦理巅峰，甚至还能品出些《*》的韵味；其次，当时的我们还未成年，不适合做结扎手术。
我记得当时他讲完后现场是十分的火爆，场下掌声雷鸣一片，校长亲自为他做了笔录。
那时我在县里的一中就读，学校不大不小。说它不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比旁边的县政府地下停车场还矮上一头，说它不小又是因为它比附近穷棍儿的破瓦房还高上了那么一截。
我爹是个屠户，生的肩圆膀阔，孔武有力。经常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双肉掌能摁倒一头牛。六几年跟着生产队进深山里赶猪，赶到半路猪犯瘟病死了。他二话不说，屁股一撅，扛起二百来斤重的生猪一口气奔到山下，脸不红气不喘。那时他才十六岁。
有时我耐不住问他是不是他生的，怎的就我长得跟个豆芽杆子似的。他就照直我的脸一巴掌掴过来。
“扯蛋子，你这憨伢子。要不是你背时运的娘死的早，我还真得问问你谁的。”
那时，我在学校也是个屠户，手毒嘴更毒，经常寻衅滋事。老师们隔三差五的给我爹打小报告。每次他都是憋胀着猪肝脸从菜市场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口，用他那油乎乎的猪油手一把揪住我的长发（那时扮小混混流行长发）从校门口一直拖回菜市口，就差午门问斩。
他拖着我就像倒提着一把即将掉毛的拖把，非常轻便。而一般这个时候只要我还没咽气，顺着那长长的拖痕往后扫眼，你总会发现一个精壮男孩跟在后面喋喋不休的跟我老爹求情。那人就是冯林，和我穿同一条裤子而且还不得疥疮的死党。
他个子比我高，比我壮，不用担心被我爹当陀螺般抽的转。所以一有事他就会跟在我爹屁股后面锲而不舍的絮叨。这家伙嘴贫，一开始我爹对他还客气，可后来事情犯得多了，被唠叨得烦了，便连他也一起打。起先只是对他推攘，后来抽嘴巴子，再后来干脆脚踹。冯林这家伙没啥优点，就是讲哥们义气，特瓷实，认死理儿，为朋友敢把两肋掏出来插刀上。所以每次腥风血雨过后我顶多掉几撮毛，冯林却被揍得连老妈都不认得。 。。
二
在学校我跟冯林是特铁的哥们，也是老师经常抓的那种一苍蝇拍拍死俩的小股流氓典范。怕我们的人都叫我们“东林党”，因为我叫马冬。其实我原名本叫马东，东林党的东，上初中时被高年级的学长叫岔了嘴。当时在学校的青砖厕所旁我跟他碰了个面，他见我说，哟，你就是那初二乙班的马东，马季的儿子。
那时我不知道马季是谁，但任凭谁被人说是谁的儿子孙子，谁都会急红眼。我就像条疯狗一样扑了上去。最后没干的过他，还被扔进厕所里，弄得满身的屎尿烂泥。回到家后死乞白赖的搀着老爹带我去派出所改名。名字后来虽是换了，但别人叫起来跟之前却是无一差别。
我跟冯林打小认识，鼻涕扮泥饭，屎尿掺手和，开裆裤的友情。我们两家隔着一条弄堂，从幼儿园起我们就一起上学，十载寒窗就有九年同桌，在弄堂里大架小架打了不下百次。我们是前世的冤孽，即使打得鼻青脸肿，不过三日就又会像一对扭捏的情侣相互的依依不舍。
高考临近的那段日子是我们最逍遥的日子。同学们忙得焦头烂额，对我俩种种恶劣行径总是忍气吞声。老师对我们更是无心暇顾，在他们眼里我跟冯林就是块恶性肿瘤，绝无改良的可能性，他们巴不得把我们一刀子给捅破，化作一滩子脓水。
我和冯林不是呆瓜，做事从不会遗人口舌。语文老师很想借机整我们，却是迫不得法。我和冯林虽然经常恃强凌弱，调戏女同学，却从不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虽然隔三差五的跷课睡觉打游戏，但每次期考成绩却总能在全班中上游徘徊前进。这不是说我和他如何如何的天资聪颖，才情过人，而是得意于数十年来培养的潜移默化的意领神会，甚至已臻神的境界，即使随便的一个眼神，一个努嘴，也能相互理解的*不离十。基于这样高深的神交技艺，我们俩总是剽窃的如鱼得水，不仅互相抄，而且利诱威逼周围的优秀生加入我们的邪恶二人组。
但是美梦也终有醒的一天。高考不同往日，所有的监考老师都是从外地调来，甚至还配备一定的监测仪器，桌与桌之间的距离更是千里银河，织女牛郎泪眼望。
虽然我和冯林能够实现超远距离比对答案，但我们都是半吊子水，半斤对八两，即使一帮子臭皮匠扎成捆也抵不了个诸葛亮。
那一年高考过后，我们是唯一留校复读的。语文老师见了我们一扫往日满脸的阴霾，报以*的讪笑。那小子心里一定爽翻了，比洞房花烛还痛快。
得，您就乐吧。我们故意放水陪您再玩一年。这话说完没一年我就后悔了。第二年，我们两人又以总分２３５分并列垫底全校高考榜，创了校史新低，还一下冒俩。
时间就是一标准下贱的婊子，将衣服扒了又穿，穿了又扒，就算过去了一天。当我第三年这样诅咒它时，我也当了回婊子，重复表演了回高考歼灭战，不过被歼灭的是我，只不过那年有所长进，考了２３６分，足足比去年多了一分。而冯林却依然以２３５的总分坚守底盘。而为了这一分他居然抽了我一嘴巴子，骂我有所藏掖。
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怨我，得怪那批卷的老师。我的字写的比冯林的漂亮，因此作文便比他多出了一分。
也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尝出学习的苦（因为之前根本没学习过），于是舔着脸求老爹让我跟他一同杀猪，怎么说也算是门手艺活，还是从太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可话还没顺完，就被他薅来一把棕榈叶追着我满街打。最后我掉进了臭水沟里，他却没跟来，就差那么一点就被一口污水呛死。现在想想那时呛死就好了，一了百了。
三
２０００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仅标志着一个世纪的结束，也标志着我四年高考落榜史的终结。那是一个躁动的年代，高考体制面临着全面改革，监考力度也出现了难得的十年一次的经期松动，全国范围类先后出现了广东电白，湖南嘉禾大范围高考舞弊案的曝光。承蒙校长祖上庇荫，那一年我们学校没被捅破窗户纸。
我不知道我的祖上还能积下什么荫德，因为我爹是杀猪的。可上天又似乎对我们特别眷顾，高考那天在我和冯林之间安插下了安德楠。安德楠是老师眼里的纯种白马，清华北大夺标的最大热门，只是时运不济遇上监考最为松动的一年，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被我和冯林相中了。
我不知道安德楠那三天是怎么度过的，在我和冯林形成犄角的攻势下他居然能坚持到最后一堂科目考试。
我和冯林的纸条和石子在他的头上飞来扑去织成了网，好几次砸到监考老师的腿肚子，都被监考老师偷偷拣起放进口袋掩饰了过去。我想，那监考的老头定吃了校长不少回扣，否则也不会表现的那么神情自若，安如泰山。心念到此，我和冯林便表现得更是肆无忌惮，好几次硬生生的从安德楠胳肢窝下抢下试卷，只是没抢成而已，被他压的死死的。
就这么胡闹了两天，除了安德楠的姓名，他手底下的字我们一个也没落下。
到第三天最后一门英语考试，安德楠来的很晚，差不多快到了鸣铃进考场的时候，蓬乱着头，两眼呆滞，一点也没有平日里试卷一发下来奋笔疾书的作风。于是我和冯林两人骨碌着一双贼眼在他身上横来扫去。就象陕北信天游唱的：“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那一眼的凝望，极尽期盼渴望之情。
就这样，一轮考试下来我们三人六双眼干巴巴的对望了千儿八百回，他却只字没动。临了最后１５分钟交卷提示铃响起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呆鸟已经精神崩溃了！
我们两人顿时惊恐的满脸大汗，一头扎在桌上见空就填，见字就写。幸好英语选择题多，光第一卷选择题就有95分，即使瞎蒙也有24分的小成。最后看看时间还有1分钟的空闲，我们居然连作文也没丢下，题目看也不看，将26个英文字母从头默到尾默写了三遍。
高考结束后的半个月，我和冯林整整疯玩了15天。当同学们都急着去学校扎成一团翘起屁股忙着估分时，我们瞅都不瞅一下，因为我们连自己抄的什么答案都忘了。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把安德楠的总分加上个24分就是我们的最终成绩，因为安德楠那小子英语一个字也没填。
可是那年安德楠病了一个月，我们也省的操心，只等高考成绩下来，于是又偷偷跑到凤凰古城转了一圈。
老爹对我的考试没抱多大信心，甚至连第四年的复读费都已经准备妥当，那可是整整两口猪的钱。其实后来连我自己也没抱多大希望，安德楠考场突然的精神失常，让我对他之前的答案准确度大有怀疑。
可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不光我、冯林、我爹、语文老师，甚至弄堂里的七姑八婶都惊诧的差点咬断舌头。我和冯林破天荒的考了589分，比重点分数线还高出了30多分。这爆炸性新闻在小胡同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其轰动性不亚于东家婶婶偷了西厢嫂嫂的男人，胡同口的婊子们立了牌坊，伊拉克炸平了美国。后来邻居们都干脆仿着我家在大门口挂一个大八卦镜，堂屋里裱几个鎏金大字——紫星高照，都等着盼着来年自家的儿子印堂发紫，文曲星附体。
其实这天上哪来的那么多文曲星，要天上真的掉星星，就瞅准了我祖上杀猪的这份罪孽，顶多砸下个天煞孤星。
当时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和冯林指着安德楠的家激动的只说了俩字——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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