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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和冯林指着安德楠的家激动的只说了俩字——牛逼！
紧接着又立马补了仨字——不是人！
那年的夏天，弄堂里热闹非凡，我们两家合起来在街道上摆起了长长的流水席，十里八乡的都赶过来一起吃了小半个月。
大学就这么上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滑稽。
四
好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知了一个夏季的缠绵即将告罄，我和冯林也开始踏上去往长沙的列车。车站里满是人头攒动，多数都是给孩子送行的家长，不光是父母，就连那瘸腿的叔伯，拄杖的爷奶也都不辞辛劳的赶过来，候车室里呜哩哇啦的哭成一片。
我们不是那些雏鸟，性子自小跑野了，离家出走更是家常便饭，这样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只有笑没有哭。
临走的时候老爹往我的包里塞了十斤熏肉，都是特棒的腿肉，冯林的的行囊也被装满了路上吃的甜点水果。两家人在站台上对我和冯林互相嘱咐了几句，我们便头也没回的踏上了列车。
列车缓缓的在轨道上启动了，窗外的人脸逐渐的拉长，像一块被揉搓的面团。
正当我盯着窗外的人影怔神那会儿，我听到了人群里老爹苍老的呼喊声，虽然仍有着年轻时的那股子浑厚劲，但穿过那阵风，我却听到了岁月的沧桑。
“什么？你说什么？”我急忙打开窗，探头出去。
老爹朵红着脸，两条腿拼命的追。快追到我的窗前他突然向我举起蒲扇大的肥掌，吓得我赶紧缩回了窗。我怕他揍我。
“一定要听老师话，多注意身体！”老爹拼劲最后一口朝我挥了挥手，终于停了下来，两手撑在膝上不停喘气。他的脸在我眼前逐渐模糊，最后缩成了个黑点没在火车的尾巴尽头。
老爹老了，当他收起硬汉的形象第一次朝我挥手道别，我的嗓子哽咽得难受。
车站送行的人虽然很多，但上车的却没几个。我和冯林挑了张没人的座位对面着躺下。火车就这样轰隆隆的响着，我们两人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到了长沙。一出站口，满眼望去都是一排排的迎新站，有师大的，湖大的，中南的，清一色的白色T恤，斗大的校名。迎新的金男*直瞧得我们两眼发直。
冯林那小子眼尖，赶紧找了个本校迎新的女生亦步亦趋的跟得死紧，左一口学姐又一口学姐叫得又浓又甜，羞得姑娘家家绯红了半张脸。
其实那小姑娘比我们还小几岁。我和冯林都是稻草堆里窝着的臭鸡蛋，光高中就蹲了七年。
最后我们被带到了校车旁，然后像赶猪似的被哄上了大巴，紧接着呼啦一声，这辆满载着我们理想和前程的铁疙瘩便在道路上飞奔起来。
一路上冯林不停的对我使眼色，我没有搭理他。这鸟人有这样的死性子，你越是搭理他，他就越爱跟你卖关子，你索性当他不存在，他就会哭爹喊娘的跪着求你。
经过１０秒的抗争，果不出我所料，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于是乖乖的把手掌摊在我的面前，求我给个中肯的评价。
“看看，这就是刚才那妞留的电话号码，叫彭雪。觉得怎么样？”
我朝他手心瞥了眼，心中暗自发笑，他手中的那串数字都被汗水浸化了，仿佛贴在手心的一团狗皮膏药。
“凑合吧，就是嫩了点。”
“靠！”
“靠”字在我和冯林的字典里是个极强的语气词，有着两种深刻含义，一种表示对对方观点的极度鄙夷；另一种则表示对对方观点所描述的人或事表示极度鄙夷，比如用在现在的场合则表示同意我说的彭雪确实长得比较搓。
我想，他的话铁定是指后一种意思。
其实，彭雪长的并不差，相反还很漂亮。
五
校车将我们拖到东方红广场停了下来，我俩跟着汹涌的人潮涌到复临舍院系报名点报名。
我从没想过那玻璃橱窗样的复临舍能装下这么多人，通过那道窄窄的落地玻璃大门的人只见进没见出，里面至少拥堵了两三千人，而外头的人流仍是源源不断的挤进来。更让我觉得惊奇的是，每一位报名的女生依然是笑靥如花，似乎那强大的挤压力并不会对她们骄人的胸部造成不可恢复性的压力塌陷。其实那时候我年纪虽然一大把，但对女人的胸部缺少认知和实践。后来才知道，天怕塌，地怕洼，女人胸部不怕压。
我和冯林每人捏着六七千元的一大叠票子，在人群里歇斯底里的挣扎着交钱。要是放在平时，手里握着六七百都得提心吊胆，哪敢这么招摇显摆。只不过这里治安很好，即使发生抢劫案，估计抢钱的倒霉蛋也甭想跑出门，稍不注意还会遭受乱蹄践踏的厄运。
等出了复临舍，我们不由的长长舒了一口气。接着又跟着几个志愿者上了校车奔赴一公里外的天马学生公寓。
我和冯林很凑巧的分到一个宿舍——天马学生公寓１区３栋１２３室，至今我对此记忆犹新。
来到公寓楼前，冯林跟着学长们去领被子，我就先去宿舍打探。当我推进门的时候，宿舍已经有２人驻扎进来。一个高大的胖子，满口的广东腔；和一个瘦黑的眼镜男。
胖子一见我就肃然起敬的喊“老师”。
眼镜男缩在门角里嘴里含糊不清的咕噜着：＂姥姥……姥姥……＂
我当时愣在原地懵了好一阵，手一挥，“哦”了一声又步出门外，对着门牌号仔仔细细的端详了半分钟有余。没错，不是神经病院，号码明明白白写的123室，楼层也没错。
有时眼见不一定为实，再说我也不会疯到跟脑神经受损者有共同语言。于是又溜达出去找冯林。
在公寓的四周转了一刻钟，冯林没有找着，我估摸着这会儿他应该回寝室送被子了，也照着原路回去。
推开门时，我发现冯林正跟那两个“患者”聊得起劲。
那胖子见我又鞠了一躬喊老师。眼镜男“姥姥”了半天才吐完最后一个“师”字，原来他是个结巴。
一见这情景，乐得冯林直撞墙。
“你们说的辅导老师是他？他是我哥们，咱宿舍的。”
我说，我就纳闷了，我就这么显老么，你冯林还比我大一个月，怎的就我长得像老师。
他们几人听了就直傻乐呵，眼镜男也只有笑的时候不结巴，咯咯咯的笑得特流畅。就这样我们四人算认识了。胖子是澳门人，叫潘悦保，我们后来都叫他胖宝。眼镜男叫田一鸣，大伙都叫他田鸡。
正当我们几人笑的差点崩开皮带，一只大脚嘭的将门踢开，随即朝里吼了句：“都别乐了，我是你们班的辅导员，就差你们宿舍没登记了，都到齐了吧。”
他朝我们几人扫了眼，然后掏出兜里的本子递给冯林，“这是你们班男生登记薄，把你们几人名字都填上。”
“咱班一共有多少人？”冯林边写名字边跟辅导员闲聊，漫不经心的。其实辅导员都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长而已，只有不谙世事的嫩娃子才把他们当盘菜，在我们眼里他只能算后辈。
“32人。”
一听完这话，冯林提笔的手渐渐缓了下来，最后像得了羊癫疯，全身哆嗦着扔下笔就抱着床板爬梯的铁栏杆埋头猛撞。
我说你没毛病吧，一手提着他后领扯开。
冯林脖子一拧挣了开，说，“你就让我死了算了，你看了那名单也得死。到时候别跟我抢柱子。”
我把那单子摊到眼前一看，愣了半秒钟，随即只觉得眼前一黑，苦海无涯。胖宝和田鸡两人趴在桌上看了半天愣是没明白过来，还旁边不停挠心挠肺的问为什么。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地域的差距是有限的，那么智力的差距定然是无限的，这一点在胖宝和田鸡的身上此时此刻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全班总人数32的情况下，男生花名册上已经硬生生的填了28个大坑，而这样残酷的现实对于一个生理健全，心理达到性成熟的男人来说，那是意味着怎样的苦难难熬的日子啊。类似胖宝和田鸡这样的生产线下的残次品估计永远也难明了。
“不错了。”辅导员在一旁咧嘴干笑，“比起我们上届，你们女生算够多了，有的班还是光棍班呢。搞土木的眼光要放长远些。咱们的专业就是挖墙角，兄弟们得瞄着那些外语系，新闻系的，别尽眼巴巴锅里一通乱抢。”
听了这番话，我和冯林当时死的心都有了。
六
我这人向来极其反感“特权”这类严重影响体液平衡，内分泌失调的东西。原因是因为这种特权多半不会落实在我身上。而军训时，这种腐化落没的贵族思想却又发生在同宿舍的胖宝身上。教官说，港澳同胞不用参加军训。所以每天我们从春梦里惊醒时，胖宝还趴在被子里梦遗。我的阶级立场很分明，向来是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这种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像胖宝这种满身葡氏资产阶级赘肉的脓包就应该拉出去进行社会主义军事化改造，而且还得大改特改，不把他改造成排骨连的骨干，就绝不能让他下火线。
而教官往往都是些脑子不好使的主，大脑间歇性癫痫，所以对我的建议充耳不闻。
要不是那天早上我想见见还未谋面的四大金刚，我是断然不会起床参加军训的。全班７：１的男女比例造成的剧烈竞争机制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不趁早下手，这群狼连骨头渣也不会给你留一块。
可去了后我又后悔了，一个个长得仰对不起天，俯对不起地，脱了对不起自己老公的模样。唯一一个长得还算过得去的女人，却老低拉着帽沿，遮住一双美目。
一个上午看的我哈欠连天，我彻底的对班里可调戏人力资源信心丧失殆尽。而教官却像个灌了伟哥的公猫，站在队伍前不停的干嚎，不时的还将他的蹄子印在我的屁股上。
说实话，要不是看在他老人家人高马大，还是个练家子的份上，就凭他十八路谭腿在我屁股印的几个戳，我早就跟他干上了。
我一向认为自己很擅长战争，天生就是一名出色的战士。只不过打的是游击战，而且常出阴招。而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我最崇拜的流氓战的鼻祖就是毛泽东和格瓦拉。
如同我先前所说的，教官就是猪脑子，他完全忽视我身上的闪光点，逼良为娼，一意孤行的要将我改造成正规军。在这里，他不仅强暴了我的思想，还强暴了我的身体，连我屁股该翘多高都用脚来衡量。
我在心里对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七上八下，可惜他永远听不到，我想，他一定是心里憋屈得慌，对自己愚蠢的行为感到追悔莫及，否则他最后也不会把我扔进“军乐团”。军乐团说得好听就是后备作战力量，说的难听点就是老弱残痴集中营。比如那些内八字外八字踏不了正步的蔫货，X型腿O型腿站不了军姿的近亲产物，耳背眼花大脑抽筋听不懂口令的酒精儿，都会毫不留情的送进“军乐团”深造。只是我一直弄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进“军乐团”，当初教官送我进来的时候只给了我一个字的理由，那就是——滚！
一开始我还觉得很丢面子，可是渐渐的却又喜上心头。军乐团里每天的训练课程比其他队伍少一半，而且要求不高，站军姿都允许摆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