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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
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致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第二，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
王莽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他参照了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王田令”，即将天下土地改称为“王田”，不得私下买卖。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满8人，但土地超过了900亩，就要将多余的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没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一百亩的标准分配。
违背法令的人将被流放。流放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流放后还要服劳役，以后也不准再返回家乡。
王莽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响国家劳动力的减少，还颁布了“私属令”，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违令者也是流放。
对于这条改革令，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绘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第三，颁布“五均”、“赊贷”以及“六管”。
所谓的“五均”，就是由国家来管理工商业和物价。而“赊贷”就是由官府在百姓遇到诸如丧事、祭祀和经营工商业无钱时，向百姓发放贷款，但利息相对要少一些，工商贷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丧葬和祭祀贷款则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内还清，丧葬归还期限则是三个月。另外，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国家垄断铸钱，国家管理山林水泽，并收山泽税。这一共是五项，加上国家负责的“五均”、“赊贷”，就称为“六管”。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使得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反而给了他们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反倒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第四，改革币制。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如
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四种、贝货五种、泉货六种、布货十种，共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由于种类错杂，名目纷繁，民间都搞不清，所以人们仍旧用汉朝的五铢钱。受到百姓抵制后，王莽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
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币制改革前后有四次之多，钱越改越小，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的一笔钱。
总之，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挺糟糕的。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三年以后，王莽又下了命令，王田、奴婢又可以买卖了。
就在王莽的改革遇到了困境之时，边陲也起了战祸。
由于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做了皇帝后，觉得少数民族的首领也称王，是不符合大一统的传统的，于是，他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匈奴单于怒不受封，他也知道“玺”是皇帝专用物，而“章”则是臣子用的。于是，单于想要回印玺，但被使者弄碎，单于盛怒之下派兵攻打云中郡，杀死雁门郡、朔方郡都尉。这些无端的挑衅使一度平静的边塞又引起了战火。王莽召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攻击匈奴。这些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打仗不行，骚扰百姓却很在行。
公元19年，王莽又一次大举集重兵于边境。但可笑的是两次发兵，都停留在边境上不出击。其实王莽是想借此将内地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以使国家显得很富裕，成就他一代尧舜的美名。
王莽又贬西域诸国王为侯，多次无故侵侮诸国。并下令断绝西域诸国与内地的交通。公元十二年，王莽征高句丽兵击匈奴，高句丽侯率众逃遁。王莽诱杀高句丽侯，又改高句丽为下句骊，引起高句丽、夫余、诸族的不断反抗。句町国在西南，汉昭帝时封句町国君为王。王莽却改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公元十六年，王莽发动二十万人击句町，兵士死亡约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区各族纷纷起兵而反。
王莽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俗话说屋漏偏遭连阴雨，疲于应付边陲战事的王莽，又不得不分出身来解决“内患”。
原来王莽的手下重臣甄丰虽然受王莽器重，但心里不满他取代汉朝，觉得以后会给家族招来灭顶之灾。所以，甄丰内心惶恐。王莽觉察出来后，便降了他的职位，这又使甄丰父子更加恼怒。甄丰的儿子甄寻便伪造了符命，说新朝应当将陕地分成两部分，让甄丰和太傅平晏分别治理。王莽很生气，但还是依照符命做了。但甄丰的儿子甄寻又伪造了一个符命，说王莽女儿、即已故汉平帝皇后要做他的妻子。这使王莽再也无法忍受了，下令抓捕甄丰父子，结果甄丰自杀，甄寻逃跑一年后也在华山被捕，当时甄寻手上刺着“天子”二字，王莽让人将他这个胳膊断下送给他查验，王莽说不是“天子”，而是“一六子”或者“一大子”，六就是戮，即杀死，最后王莽将甄寻也杀了。
王莽因为这次事件的刺激，对很多的亲信也不再相信了。每当外出的时候，他都要事先派兵在京城搜查，还取名叫做“横搜”。有一次外出，王莽惶恐得竟命令在京师搜查了五天之久。为了防范其他的人谋反，王莽对大臣入宫的随从人数做了限制，这又导致了新的矛盾。太傅平晏有一次进宫时带的随从超过了规定的人数，结果被把守宫门的仆射拦住，双方发生了纠纷，平晏的随从盛怒之下将仆射捆了起来。王莽听说后，气得七窍生烟，马上命人围攻太傅府，把闹事的卫士处死，这才算完。
王莽不仅和大臣矛盾激化，自己的儿孙们也和他不和。他的孙子王宗想取代他，于是让人画了自己穿着皇帝衣服的像，还刻了准备做皇帝用的印章。最后，事情被王莽得知，孙子自杀。有了这件事，王莽对子孙们也不信任了。后来，王莽借口大风将殿堂吹坏，将太子王临废黜，赶出京城到外地做王。
王莽原来和妻子的侍女原碧私通，王临侍奉母亲时也和原碧私通，后来王临给母亲写信，说自己不知道命丧何处，表示了对父亲的不满。信被王莽看到，王莽暂时没有采取行动。在妻子病死埋葬后，王莽便将原碧抓起来拷打讯问，原碧经不住拷打，将和王临私通的事都招认了，王莽为了遮家丑，残忍地将所有参与拷讯原碧的官员都暗地处死，将尸首埋在监狱中。然后，王莽派人给儿子王临送去了毒药，命他服毒自尽。王临不愿意喝毒药，最后引剑自杀。
王莽虽然将内部的祸患消除了，但由于他大量征用民伕，加重捐税，纵容残酷的官吏，对老百姓加重刑罚。这样，就逼得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了。正是风云突起的起义军把王莽的统治已经走上了末路。
丧命起义军之手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而由于王莽连年挑起战事，所需入不敷出，因此只有课重税于民间：盐税、酒税、铁税、山泽采办税、赊贷税、铜冶税等等多如牛毛。贫民无法谋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处攻城略地。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乱世之中，王莽不知道该如何挽救自己的命运。最后，他的所谓救亡措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笑柄。
王莽为了平息此起彼伏的大大小小的叛乱，便亲自去南郊祷天禳灾，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