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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提醒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642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前去探望，见魏征瘦骨嶙峋的样子，心中非常难过。唐太宗长着一脸好看的胡须，他平时非常爱护自己的胡须，可是当他听说胡须烧成灰泡水喝可以治魏征的病时，便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为魏征治病。他见魏征住的极其简陋，马上将自己修宫殿的材料运来，给魏征修建了一座府邸。看着魏征不行了，唐太宗把已许配给魏征儿子的女儿带到魏征的病床前，对魏征说：“你为了朝廷竭尽心力，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你就睁开眼睛看看你未来的儿媳吧！”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唐太宗是个善于治国的政治家，又是个能征惯战的统帅。一次，他拿出十张好弓，问一位造弓的老师傅：“这是我过去收集的十张良弓，你看怎么样？”
他满以为弓匠会大大称赞一番的。可那位弓匠把十张弓都仔细地看了看，笑了笑说：“皇上，这些弓的木心不正，脉理歪斜，射出的箭走不直啊！虽说是强弓，可都不是好弓。”
太宗听了十分扫兴。可他从这件事受到了启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左右的人说：“我一生不知打了多少仗，用过多少弓，可还不能识别真正的好弓；天下的事情这么多，哪能什么都懂，都辨别得出对和不对呢？”
从此，他规定京城里五品（官员的等级，共分九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宫中值夜班，白天晚上他都要亲自召见他们，问老百姓的疾苦和地方上发生的事，有处理错误的就立即下令纠正。
由于唐朝建立不久，事情特别多，大臣们上的奏折也就很多，唐太宗把这些奏折都贴在墙壁上。有个大臣不太理解，问他：“您把奏折贴起来做什么呢？”唐太宗说：“奏折太多，我怕忘了，就贴在墙上，进进出出都能看得见，这样才不会误事。”
唐太宗还在自己卧室的屏风上，贴了许许多多纸条，上面写着全国地方官员的姓名。有位大臣对他说：“地方官员都写进了花名册，您干吗还要把他们的姓名贴起来？”
唐太宗说：“地方官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关系重大。他们做了好事或坏事，我都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这样，谁该提拔，谁该降职或罢免，我就有了根据，不会弄错了。”
正因为唐太宗办事一点不马虎，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比较廉洁，办事认真。据说，当时许多地方，有人在路上丢了东西没人捡走，夜间不关门也没人偷东西。古人叫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历史上最赞扬的清平景象。
有一次，太宗闲暇与近臣私下议论山东人与关中人的性格特点，言谈中流露出认可山东人而菲视关中人。朝臣张行成叩拜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看待人不应当有东西地域差异的偏见，不然恐怕会给人以心胸狭隘的印象”。
太宗有所感悟，认为这个话很对。太宗由此而想：自己在尽力做到公正，还是难免有时偏颇。太宗赞赏张行成的言论，从此每有重大的政事，常常让他参与议政。
当然，唐太宗善于纳谏并不意味着他一味听从所有人的主张和建议，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择善而纳之，则不善而弃之。
627年，民间有一个人上书谏言，请求太宗清除朝中奸佞之臣。太宗认为这事情关系重大，就立刻召见这个人。太宗问：“你认为朝中谁是奸佞之臣？”这人回答说：“我居住在民间草泽，不能具体确认某人是佞臣。我想请陛下与群臣座谈，可以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据理力争的人，是忠臣；害怕而奉承的人，就是佞臣”。太宗说：“君王好比水的源头，臣子就是水流。污浊了源头要使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王自己做假，怎么能使臣下正直！我公正至诚治天下，感到前世帝王好以诡诈的权术对待臣下，常以为是羞耻的”。太宗随说：你的办法虽然不错，但我不会采纳你这样的建议。那人，只好悻悻而去。
“知人善任、肯于纳谏”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泱泱大风——贞观之治
唐太宗当了二十三年皇帝，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唐朝社会安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许多外国人都来到唐朝，学习我国先进的文化。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后来的人就把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他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唐太宗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的宰相班底，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建立了以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组成的宰相班底。在这个班子中，即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层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５０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１３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他认为主要有３条：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争求不已；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亲身经历，因此他引以为戒，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建立了一套完备实用的法规体系，为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法律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和部署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
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天可汗”
贞观时期，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唐太宗又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东北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