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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徐向前上前探视。
陈昌浩一把扯住徐向前，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被逮捕了！”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叫我怎么指挥打仗！许继慎、周维炯有什么问题，要逮捕他们？”徐向前心中的怒火喷射出来。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柯柏元、潘皈佛等人供认许继慎是兵变的总头目，他与蒋介石秘密勾结，有信为证。”陈昌浩态度十分强硬。
“那是蒋介石施的反间计，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和曾中生同志不是在给中央分局的报告里面说清楚了吗？”
“你对张主席说去！”
10月上旬，红四军抵达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地区。6日，大病初愈的张国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主持“整肃”，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令许多老战士不忍回首的“白雀园大肃反”。
为防止部队出现异动，张国焘将全军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张国焘规定三种人是“肃反”的主要对象：
一是从白军过来的人。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官兵、出身，也不论表现怎样，一律严审；
虎踞中原（9）
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不论其与家庭的关系如何、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逐个审查；
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戴眼镜、留长发、镶金牙以及上过私塾、识得几个字的人，都在怀疑之列。
在审讯中，张国焘鼓励使用肉刑。据当时参与审讯的杨克武将军回忆：“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红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交待和你说话的人也是‘反革命’。”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屈打成招。但是，也有一批铮铮铁汉宁死不屈，许继慎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仍然像一只囚禁在牢笼之中的猛虎，发出阵阵的怒吼。他当着张国焘和全体审讯人员的面，列举事实，揭露张国焘品质不端，是臭名昭著的老机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张国焘的东进计划是痴人说梦，绝不承认张国焘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
张国焘恼羞成怒。为了避人耳目，他玩阴的，以谈心为名，将许继慎带到偏僻的河滩，令人鞭打逼供，恶狠狠地嚷道：“不招供就往死里打！”蘸水的皮鞭打在许继慎身上，一抽一道血口，一卷一片皮肉，许继慎痛苦得在地上滚来滚去，鲜血染红了河滩上的沙子。
张国焘通过逼供信对部队进行整肃的做法，引起了徐向前等红军干部的怀疑和抵制，却得到了“左”倾中央的支持和喝彩。“左”倾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要求“坚决地进行”“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严厉地处置首领”。信中还写道：“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拿到中央的“尚方宝剑”后，张国焘更加肆无忌惮，决定组织革命法庭公审许继慎。会场设在白雀园火星庙。许继慎被打得无法行走，只好用抬架抬进会场。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改组派许继慎”的标语。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宣布许继慎的“罪行”：“在去年和今年，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共有九人，其主要阴谋是制造兵变，将红四军拖过长江，投降蒋介石。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许继慎，阴谋兵暴的主脑人物也是许继慎。他与蒋介石早就有联系，与曾扩情、钟俊等特务头目更是打得火热……”
在众人的注视下，许继慎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逼视着张国焘，两眼冒火：“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昂。他关于“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的话印在许多战士脑海里，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下令处死许继慎。遇害时，许继慎年仅30岁。关于他被害的地点和方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勒死在新集政治保卫局总局机关。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被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河滩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虎踞中原（10）
一位叫肖永正的老红军，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的心嘭嘭地跳。只听得一声吼叫：“绑到马上，拖，拖，拖他！”发出这种残酷号令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光头秃脑、贼眉贼眼、心狠手辣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的吼叫中，几个惟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同志撂倒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同志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我们红军前任军长、现任的师长，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听凭张国焘一伙摆布。我的心房颤动，泪眼模糊，但听得一声鞭响，那战马便飞奔在河滩上，许继慎同志的躯体被拖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王明的“钦差大臣”张国焘下毒手，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河滩上。
同许继慎一道在“大肃反”中遇害的有2500余名将士。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郑行端……这是一串闪光的名字。这些人有的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创造者，有的是威震一方的军事将领，有的是著名的群众领袖，有的是现任苏区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都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深受战士和群众爱戴，国民党悬赏数万大洋要不了他们的脑袋，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尽管张国焘帐下虎将如林，但是他还是缺乏安全感。他深知“大肃反”惹得天怨人怒，担心有刺客，怕人打黑枪，那些剽悍虎将的越轨行为时常令他胆战心惊。他苦苦寻觅武林高手当警卫，最后找到了一位能够打翻许世友的卫士。（略）
红四方面军刮起红色旋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敌6万余人，辉煌的战果令各战略区刮目相看，“张、徐、陈”的名头甚至响过了“朱、毛、周”。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张国焘狂妄地提出国民党只剩下7师人，今后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在半年之内由大胜转为大败。
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疑惑。现代人研究这段往事时，有着数不清的疑虑：为什么在*历史上会出现这么惨烈的内部屠杀？这种丧失理性的屠杀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为什么红军在遭受空前严重的内耗后还能取得空前大捷？
这些现代人看起来无比迷惘的问题在当事者眼里十分简单：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严酷统治、国民党军队的凶残屠杀、地主阶级钻骨吸髓般的盘剥是工农群众的最大危机，革命者被自己的敌人逼上了对抗到底这一条路；一旦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觉悟了的根据地军民就会舍身忘死、前仆后继地投入战斗，因为他们知道失去了苏区，就会失去一切。根据地军民是用自己的根本利益、觉悟、牺牲和创伤暂时抑制住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去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虎踞中原（11）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根据中央的决定，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总部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4个师3万余人。此后，红四方面军开始用“张、徐、陈”签发电报、布告或命令。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长江以北苏维埃运动的崛起。1932年，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战果和威名甚至超过了中央红军，由于徐向前的天才指挥，张国焘的名声一时间盖过毛泽东。这只要列举一下两军的战例就能说明问题：
1931年11月至12月，红四方面军发动黄安战役，共歼敌15000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
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乘胜组织商（城）潢（川）战役，用10个团的兵力，击溃蒋介石嫡系部队19个团，歼敌5000余人，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汤恩伯被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撤职查办。
1932年3月18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大踏步地进击皖西，发动苏家埠战役，共歼灭国民党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师和警备一、二旅等30000余人，其中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1部。
1932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回师鄂豫边，发起潢（川）光（山）战役，仅用5天，就歼敌8个团，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
短短的6个月内，红四方面军实施不停顿进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0000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40个团，仅苏家埠一战就聚歼国民党5个师2个旅，这在红军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最大胜利，这一胜利超过了中央红军同期的作战成果。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苏区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的版图东起淠河，西迄平汉铁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仅次于中央苏区。根据地内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拥有人口350余万，占据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5座县城，建立2个军6个师5个独立团的主力部队，总兵力为45000余人，同时各县独立师、游击队、赤卫军发展到20万人。
*中央、中央军委向鄂豫皖苏区发来嘉奖令，各战略区域的军政领导人联名给张国焘、徐向前发来祝捷电，各群众团体的致敬信雪片般地通过各种途径送至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虽然没有到会，也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地位仅次于主席毛泽东。
随着鄂豫皖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