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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瓦西里欧合同延期这件事，可以看出，人事厅想趁我们在技合部立足未稳之时，浑水摸鱼，拿走一部分人事权。设想当时我们如果按照这位官员把６０岁以上专家的雇聘和解聘权双手奉送给人事厅，一旦造成既成事实，联大有关决议就会被提出修正，那么他当然为人事厅立了一功，而我们技合部，首先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我，将受到秘书处人们的嘲笑和部内同事的唾骂。不过，经过这么一番调查研究，倒是使我增加了对联合国人事制度的了解。专家可以工作到７０岁，他们的聘用与解聘由技合部自己掌握，可以摆脱秘书处繁琐的人事手续，从而能迅速、及时地根据技术合作的需要招聘到在政府或大公司任过要职并有真才实学和实际经验的专家。技合部牢牢掌握住这部分专家的雇聘和解聘权，不仅方便了本部的工作，更有利于急需联合国技术援助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人才云集、业务繁多的司（1）
1983年４月１日，经联合国秘书长批准，我升任技合部政策与资源计划司司长。
按联合国的程序，Ｄ－１及以下级别官员的任命和提升，在人事厅呈报秘书长审批前，须交由秘书处行政与职员代表共同组成的任用与升级委员会进行审议。该委员会共７人，其中４人由秘书长任命，３人为职员代表。Ｄ－２及以上级别官员的任命和提升，则属政治任命，直接由人事厅报秘书长审批。为了发扬人事民主，在任命我之前，毕副秘书长仍广泛征求了技合部高级官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各方反映均无意见后，才将我的提升事报批。
升任司长后，我的税前年薪８３２６２美元加上４０％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共约１１６０００美元，此外还有子女教育补贴、到任安置费和搬家费以及回国补助金等津贴。其他待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联合国职员除持有本国护照外，每人都有一本联合国通行证（Ｌａｉｓｓｅｚ－Ｐａｓｓｅｚ），与护照同样有效。Ｄ－１级及以下人员的通行证封面是蓝色，用联合国六种正式文字写明：“兹有联合国职员因公出行，应请各国地方文武官员给予持证人职位所享有的礼遇、便利、特权及豁免，并妥为照料，遇事协助，以便利其行程和职务的执行。”升为Ｄ－２级后，我的通行证由蓝皮换成红皮的，上面增加了以下一段字：“持证人是联合国局长，根据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七条第二十七节的规定，因联合国公务行事，享有外交使节所享有的同样便利。” 我每次出差，纽约市政府礼宾官都去机场送行，在候机室享有贵宾待遇。纽约市对联合国司长及以上官员还给予购买免税酒的优惠。
我任办公室主任时有一名秘书，玛吉（Ｐｅｒｅｚ Ｍａｒｇｕｒｉｔａ），美国人。任司长后，有两名秘书，都是Ｇ－５级。一位是泰国籍华裔帕特（Ｐａｔ Ｃｈａｎｔｅｍｓｉｍ），另一位是法国人佛朗丝瓦斯（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还有一位香港女同胞章弥弥，Ｇ－７级，帮助整理资料、文件，兼做一些调研。章弥弥的英语很好，办事干练。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中国推荐的第一位副秘书长是唐明照，主管政治事务、托管与非殖民化部，她任唐的秘书。按联合国秘书处当时的做法，只要有职位空缺，表现好、能力强的Ｇ级职员可以不经考试升入Ｐ－１级。据她说，当时唐明照认为，中国人（尽管她持的是英国护照）不要计较级别高低，劝她“谦让”而没有进行。但后来，秘书处作出硬性规定，从Ｇ类升到Ｐ类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名额寥寥无几，竞争激烈。唐明照离任后，她又到技合部担任毕季龙副秘书长的秘书数年，才调到我的司。我为她提升Ｐ－１级的事一再向人事厅提出，都未能成功。尽管她在秘书中是最高的Ｇ－７级，仍属Ｇ类，她对此始终想不通，在我将要离任回国时，她辞去了联合国的工作。在临别之际，我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给她一封信，对她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质量与速度予以高度肯定，对她为联合国、为技合部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我担任司长短短三个月后，技合部进行精简，原来的五个司压缩成四个司，各司的职能也作了适当调整。原规划与执行司撤销，其职能分别并入其他四个司，掌管技术合作项目的财政与预算管理处并入方案支助司，而国别项目规划与评估处以及发展计划咨询处则并入我司。同年７月１日起，我领导的司改名“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
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在总部有职员９７人，其中专家１１人，另在亚非拉国家有项目人员数百人。该司下设３个处，它们的职能分别是：
１．政策协调处： 制订技术合作活动全面政策，负责政策方面的对外联络；撰写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的年度报告，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管理联合国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筹募信托基金；出版宣传品，等。
一个人才云集、业务繁多的司（2）
２．国别项目规划与评估处：对本部执行的项目按区域与国别进行管理；为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规划；对本部执行的项目进行评估。此外，该处是本部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兼负技合部常驻代表职能的开发计划署常驻各国代表处的联络中枢。
３．发展计划咨询处：帮助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培训干部；帮助建立预报系统和项目数据库等；协助世界粮食署对政府的粮食援助申请作出鉴定并对该署的活动进行评估；为最不发达国家召开的捐助国圆桌会议准备资料并在会后追踪落实等。
发展计划咨询处的历史较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发计划署成立后不久建立，隶属当时的技术合作厅，技合部成立后归入该部规划与执行司，１９８３年改组后并入我司。该处聘有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们不赞成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式的制订计划，也不采用起源于法国后被日本、荷兰、瑞典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指示性”计划方针，他们自己拟出一套制订发展计划的指导方针，包括程序、方法与技巧。受援国反映他们帮助制订的发展计划简易、切实可行，使得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变得容易得多了，而且还帮助解决诸如建立预报系统与投资项目数据库等，所以申请这方面援助项目的国家愈来愈多，在１００余个国家均有发展计划援助项目。
在这个处管理下，作为技合部的一个项目，在日本名古屋设有联合国地区发展中心。该中心１９７１年由日本政府资助１３００万美元建立，１９７７年进行过一次改组，其任务是为亚洲国家提供一个培训与研究的场所，并就发展计划提供咨询、教学以及信息服务。它经常在日本的东京、京都、静冈、名古屋等地就城市建设、人类居住、环境、防灾等问题举办大规模的国际讨论会，得到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大力资助。该中心每年向技合部缴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行政费。联合国的某些机构对之垂涎，想从该部手中拿走此项目的执行权。这个中心一直是我重点关注的一项业务，每次有重要的活动，只要时间允许，我必去参加。１９８５年８月，我到名古屋参加该中心联合日本学术界举办的环境问题国际讨论会，日本杂志曾刊登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主任拉马昌德兰（Ａｒｃｏｔ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联合国地区发展中心主任佐佐波修彦（Ｓａｓａｎａｍｉ）与我出席该讨论会的情况。
联合国地区发展中心主任一职由日本方面提名、技合部批准。我去东京访问时，日本外务省官员特别对我表示，人选的最后审批权属联合国，日本政府不加干涉。１９８６年上半年，技合部收到来自日本的一封匿名信，说佐佐波修彦教授不懂业务，热衷于出国考察旅行等，言外之意是，这位教授没有当主任的能力。该年９月，我去名古屋参加关于制订地区发展计划时如何预防灾害国际讨论会，乘机调查此事。我发现举报内容与事实有距离，比如，主任的旅行计划和预算是经过我司批准的，并未发现超越情事。至于能力，如按联合国的考绩标准衡量，他并非在水平以下，而且表现开拓进取，不能说不够格。经了解，有人怀疑匿名信系该中心副主任（印度籍）所为，此人平时就散布过这类针对主任的话，人们猜测他想取主任之位而代之。事情败露后，这位副主任不久即辞职。我后来得知，印度一个名牌大学聘他去当副校长了。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发展计划咨询处在智利执行一个关于建立管理公共投资和区域化计划数据库样板的援助项目，联合国曾经计划向拉美、亚洲、非洲各国推广。独裁者皮诺切特掌权后，一度执行情况不明。为了确定该项目是否继续下去，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４日，由我在专家陪同下去该国进行项目视察。视察后发现，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不得人心，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但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市场经济，该国的经济增长平稳，通货膨胀率也远比其他拉美国家低，因此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力量执行该项目。我司经过研究，决定予以继续。智方对我此行予以隆重接待，媒体予以广泛报道（见附件四、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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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才云集、业务繁多的司（3）
技合部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 一位法国同事对我说，该司Ｐ－１以上职员几乎都是博士，平时，大家只对曾任巴基斯坦原子能部部长、年逾花甲的能源专家乌斯玛尼（Ｕｓｍａｎｉ）按习惯称呼博士，对其他人都不加博士头衔。他的一位在该司任处长的瑞士朋友，中年得的博士学位，颇不容易，到该司任职之初，不论打电话或在社交场合，他头一句话总是：“我是某某博士。” 其他人听了未免感到好笑，不过谁也没有说什么，于是，他很得意。不久，他发现周围同事人人都是博士，有的还是双博士，从此大家不再听到他“我是某某博士”的声音了。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也是如此，该司官员绝大多数都有博士学位，并有不少著作，由于多次精简机构，没有过硬本领就会被淘汰。有一个口头禅叫做“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意即不发表著作就会被人遗忘，甚至失去工作。专家们都是不停地写书，有的人来应聘，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经验以著书立说。
技合部的专家分两类，一类叫区域间顾问，他们的任务是根据政府的申请，供派遣到世界各国免费提供短期咨询；另一类叫技术总顾问，是为特定的项目而招聘的。专家在联合国人事上属２００系列条例管理，最高级别是Ｌ－７，薪金待遇等于Ｄ－２，然后是Ｌ－６（相当于Ｄ－１），Ｌ－５（相当于Ｐ－５），直至Ｌ－２（相当于Ｐ－２）。专家没有行政领导责任，聘任合同的期限一般是一年，可以续签，直到７０岁。技合部每年将专家的详细履历寄发给发展中国家政府，供申请援助参考。
政策、规划